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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村的方式重生  

2008-11-11 14:28: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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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灾区重建绝不只是流于物质层面,更不是以城市文化替代乡村文化,而是要从生活和生产方式入手,重塑中国乡村自治和互助精神

南都周刊编辑:陈宇记者|陈鸣  四川成都、彭州、什邡、北川报道



10月30日,擂鼓镇茨沟村二组的村民尤小琼正在重建她的家。建造这个一层高、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新房已经花费了1.6万元的国家补助和4.9万元的国家贷款。建成之前,她一家人只能在帐篷中安身。



民主的社区讨论会
  10月20日,四川彭州龙门山镇,一场板房社区会议正在召开。参加者除了居住在板房里的村民、社区居委会,还有一些来自各地的NGO成员。一家广东企业刚资助了社区两台热水器,解决了冬天洗热水澡的难题,今天的议题就是讨论“浴室管理办法”。

  会议主持人邢陌是“新家园计划”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中方院长。他和伙伴们来自成都、云南和广东的四家不同NGO组织,震后一直驻扎至今。不同于一般组织走马观花式的“援助”,他们进行的是一项历时长达三年的灾区重建计划。

  会议如火如荼进行。虽然不能完全听懂方言,不少各地过来考察项目的旁听者还是受到了现场热烈气氛的感染。居民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说明,这是一场真正的讨论会。

  浴室开放时间多长?要不要收费?如何限制每个人的使用时间?谁来管理?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议程顺利进行。当讨论到让不让外村人来洗时,争论陡生。社区很多人都嚷嚷:“不给洗!”有的则出主意:“要不就收高价钱!”

  邢陌站起来,和气地说了一段话:“我来这里时做了一点了解。去年冬天咱们村缺水,是去邻村挑的,我们困难的时候,人家帮助过我们,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今年冬天再断水时怎么办?”

  嚷嚷的人陷入了沉默。最后外村人也能免费洗澡的方案得到通过。

  社区会议被邢陌视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他看来,捐出两台热水器是小事,真正的大事是村民如何公开、民主地讨论使用方案,如何以一种互助的心态推己及人。

  村民参加社区大会十分主动,最多一次到场了80多人。这让居委会干部十分惊讶,因为以往召开这类会议根本就没人理会。“说到底还是关系到切身利益,震后重建并不只是房屋的重建,更是村民自主意识的重建。”邢陌说。

以农民的方式沟通
  在距离彭州40公里外的什邡市,“北京绿十字”的孙君及他的工作团队的乡村重建项目,也在洛水镇的渔江村和秦家坎村实施着。

  10月24日下午,在农田边上的破旧办公室里,孙君在一幅规划图上展示了渔江村的未来:有渔塘和荷花池,沿岸房屋错落有致,蜿蜒的乡间小路在树林间穿行。村里的每个组都有一个活动中心,整个村庄还有一个大广场。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建,孙君试图改变原先这个村庄贫穷落后的面貌,构建一个他心目中的“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他的规划里同样十分重视村民力量的发动。在村里他们组织起了村民互助小组,既有帮忙建房的青年劳工,又有维持乡约秩序的老年人。包括未来几年的重建规划,也是村民、村干部和绿十字三方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商量出来的。

  让孙君底气十足的是北京绿十字成立以来几次成功的乡村改造实践。2003年开始,他先后在湖北襄樊堰河村和宜城市王台村进行了生态农村的尝试,推广了垃圾分类和生态改造,极大改变了当地面貌。

  但灾区的村庄建设显然比以往的项目更有难度。这两个村的经济情况都比较窘迫,青壮年外出打工,大部分耕地撂荒。让闭塞的村民接受生态村庄重建方案更加不容易。

  为了更好地给村民介绍重建方案,孙君专门从湖北堰河村请来老朋友方洪军作技术讲解员。皮肤黝黑的方洪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在家乡的建筑队里做点简单的设计,平日里就下地种田。“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农民,说到底还需要知根知底的人来跟他们沟通”,孙君说。

  农民和农民之间的沟通往往更加顺畅,比如讲“可持续发展”,方洪军会跟农民解释为“不做断子绝孙的事”,把保护环境说成“让垃圾不出村,让污水不入河”,把有机农业和生物圈解释为:“水里有鱼,树上有鸟,地里有蚯蚓”。

  进入10月份,村民的力量很快被发动起来。在秦家坎,每个人被分配了修11米道路的任务。和彭州新家园计划的社区居民大会一样,“让每个人参与其中的意义比修路本身更大。”孙君说,这其中还有很现实的因素:心情焦急的农民只有忙起来才不会纠缠于村里那些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这是震后乡村最常见的“不稳定因素”。

  结果让孙君和王玲十分惊讶,发动重建后村民热情高涨,秦家坎的一个叫廖明全的50多岁的盲人也独力修出了11米的道路。

“是村民在重建,不是我们”
  孙君强调他们不会在当地直接投入一分钱。“是村民在重建,不是我们在重建。”震后很多村民的想法是,国家出钱给修,自己只管进去住就行了,但现实表明这样的想法并不切实际,要想在这个冬天住进温暖的房屋,必须自己动手。

  自己建房既没技术又没钱,村民们最后还得找时常在村里转悠的孙君。孙君和他的台湾朋友谢英俊都深知这一点:不管村民彼此间各怀什么想法,最终谁也跑不出“重建”这个大命题。

  谢英俊在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帮少数民族重建时就发现了:“懒惰、抱怨、破坏、偷窃??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管理者和参与者”,但让村民们能拧成一股绳干下去的,就是“要有房子住”。

  更深刻的社会理想被谢英俊隐藏在他的建屋计划的背后。“我一直在思考:灾后重建是否能成为社会运动的契机?”他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21世纪议程》中有一个条款是“改变消费习惯”,这是对“鼓励消费,增加生产”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对抗。建筑方式的革新和成本的降低,本身就是一场反消费主义的生存运动。

  地震后不久他就赶赴四川,之后成立了谢英俊成都办公室,准备在灾区推广他的低造价房屋。“我们发现第一次设计图完成后请厂商试作,造价为二万元,经现场实作再检讨,几次修改简化后可以降到五千元,房屋造价经过反复的实作与修改后,可以降低40﹪以上。”

  对村民来说,由于技术的简易,他们将会有更多的选择建房:自己压砖,自己架屋,自己砌墙,最后连人工费也节省下来。“说白了,就是让乡村以乡村自己的方式重生。”

  在这方面,建筑师刘家琨和谢英俊的理念不谋而合。震后半年,再次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的团队已经设计出了“再升屋”。这种房子可以“拆开”来建,目前先做一层,以后有了钱可以加建二层。在2008年的冬天即将来临之际,这样的设计对灾民能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至关紧要。

“我们不想成为典型”
  若是以前,很难想象刘家琨这样已经跻身国内一流的建筑师会将目光盯在简易房屋的生产上。“现在灾民最需要的是房子而不是建筑作品,所有人都应该放下身段。”刘家琨看中的更多是房屋的可复制性。

  “我们挑选渔江村和秦家坎两个村庄来做项目,某种程度上也因为这两个村庄一穷二白。”孙君说,“如果只是用钱堆出一个光鲜的典型,那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也做成功,才能说明它的可复制性。”

  要让“各级领导”看到成绩,更要防止由此而来的“形式主义”。正在灾区实践的NGO组织,都对“典型”二字十分警惕。

  孙君谈起他2003年在湖北做项目时的经历。一次镇里的干部到村里考察情况,觉得村委会旁的猪场和厕所碍眼,要求砌一个高围墙挡起来。“砌一个围墙应付了领导,但对养猪有意义吗?”孙君于是找设计院做了一套方案:在猪圈上搭建凉棚,种上葫芦和丝瓜,旁边建了一个大沼气池处理粪便,沼气提供给村委会食堂,结果是农民和领导双方满意。“其实很多项目是出于面子考虑而不是实用考虑,在灾区重建尤其要小心这种”。

  对于灾区日益兴起的NGO项目,质疑声同样存在——有的直接来自NGO组织内部。成都一家NGO组织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了他的担忧:NGO的规划是否真正契合四川乡村的本地特色?尤其是现在很多NGO项目习惯性地将旅游纳入规划之中,会不会导致今后不同区域产业的同质化?但孙君认为,现在评判灾区NGO组织的计划是否有效,为时尚早。

  “一个全新的村庄建立起来,我们需要两个春天。”10月24日孙君在他田野边上的办公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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