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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自述:问题!问题!问题!  

2008-11-11 14:33: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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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董玉飞自杀”及其后的平武“罗世斌过劳死”两起事件发生后,灾区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与心理创伤问题终于引来关注。从下面这位北川县擂鼓镇镇长的自述,我们可以真切看到灾后乡镇重建过程中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记者|炫风实习生|曹诗卉 北川报道



10月29日,北川县擂鼓镇镇长袁家贵在板房社区附近的荒地上。“5·12”大地震中,他失去了妻子与女儿。



  我是北川县擂鼓镇镇长袁家贵,地震以前,是副镇长,今年36岁,北川漩坪乡人,羌族。

  那段时间(“5·12”大地震至今),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我实在不愿意回想。要我回忆这几个月的事情,心里真是很痛。这段岁月很辛苦,非常、非常地累,如果你说让我再重新过一下,我是坚决不会再过了。

震后: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妻子和女儿是在曲山(旧县城)家里,大地震那天早上。那段时间,擂鼓镇正在忙征地,我早上7点就起来了,赶着回擂鼓镇上班,话都没跟她们多说两句。人家问我算不算灾民,我说是的,我是“5·12”大地震的灾民,我是受灾很严重的那种。一下子,我在曲山的房子没有了,妻女也没有了。

  那天中午,我跟书记在办公室谈事,四周突然就摇起来了。我们吓坏了,赶紧躲到桌子下面,各种东西都掉下来,外面轰隆砰啪地响。很幸运,我们办公室的房子没有垮,我就跟书记从窗户爬出去,从二楼跳到地上,跑到外面去看。到处都是灰尘和烟雾,镇里一片惨象,人们是哭的哭,跑的跑,遍地尸体。

  我还记得直到15日我们才处理尸体,当时县上通知说各乡镇自行处理(尸体),实在太多尸体了,不用铲车根本处理不完。我们找了铲车和拖拉机,挖坑,埋尸体。有些灾民把尸体搬到附近就走了,我们还得亲自去抬,尸臭味道非常大,我们就去疾控队借了防化衣套上,但太热了,只好又脱下来。

  刚地震的那几小时,我还没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还以为擂鼓是地震的中心。地震后的第一反应,我就是给家里打电话,但手机打不通,没信号。当时我想,我大难不死了,家里人应该也没事。我还在想,我住的那套房子应算很结实的,震不垮。

  地震那天晚上,我们干部给学生搭了个帐篷,大人们都在外面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妻女没了。我当时在忙着找车,运伤员,有个同事叫我去吃点东西,我就跑到一个临时烧开水的地方泡方便面。当时那里坐着一些人,有个认识的,我的老乡,从曲山走出来的,给了我一盒牛奶,然后说起曲山的情况。他说,老城区全部都被埋了,垮的没垮的房子都没有了,(居民的生存)完全没有希望了。

  我当时坐在那里,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那盒牛奶一直就摆在那里,再没有动过。

  14日下午,我跟领导请了个假,到曲山旧县城去看。什么都没有了,老县城里面,一堆残骸,我的房子堆到哪里去了都分辨不清了。我去找我的女儿啊,她在幼儿园读学前班,但那里也是凌乱不堪,全部都是石头。我站在那里喊啊,一边闻到尸臭的味道,那里有两对夫妇也在找,他们是在地震当天下午就开始找的,一路找着哭着,眼泪都哭干了。我四点到,五点就走了。我绝望了,而且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什么都没有了。地震那天,我身上还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一条走烂了的裤子。但我必须要工作。那几天我还忙着拉伤员,不管外面进来,还是里面想出去的车子,我都拦下来,逼着他们送伤员;那些天我也派过方便面,一派就是几个小时。

重建:吵架摩擦非常多
  从地震到现在,就几个月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镇干部)做了很多事情。5、6月份要救人,拉物资,清理废墟,搭帐篷,卫生防疫,山东支援来了又要搭板房,到了7、8月就要启动永久性住房建设,农村里要做工作,城镇里要做规划。很多工作,譬如“恢复重建”四个字,往表面一说,看上去很简单,但到了实际上,到了基层干部,还有村官那层就变得很复杂了。

  搭帐篷、修板房上是极繁忙的事情。你要拆房子(注:地震后,擂鼓镇在镇北高处的胜利村征地,搭建了灾民安置区),要推坟,要整地,搭架,修灶,干部都在忙活。地震后那些天,人手非常紧缺,擂鼓镇的正式干部死了三个,还有很多一时失去了联系,能找到的人,有的跑绵阳找救援,有的跑镇里派物资,有的要安抚灾民,反正都有无尽的事要做。村干部也不整齐,有的跑出了北川就再没回来,有的在地震里死了。
我们推地、搭帐篷,群众都不好发动,有些从外面避灾回来的,见到你在干活,第一句话就问,“我们的帐篷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帐篷还没搭好吗?”很气人,我就说你自己找地方去搭,登记去。有时搭板房什么的需要拆房子,尤其在非常时期,就要找警察配合工作,到了分板房的时候,镇上又聚集了那么多灾民,你说怎么安排?本来灾后紧急的灾民登记已经有一些误差,有些人本来没分家的还赶紧去分家(注:板房按户分配),有的甚至把死了的人也报上来,那些时候脑子里整天就是,问题!问题!问题!

  在8月份左右,也就是板房建成后,干部们的工作稍微缓了一下,因为发放物资等工作都已经上轨道了。可是,“9·24”大暴雨一来,又把我们往忙里赶。我们都有经验了,立马把干部分成几个组,第一个就是登记组,让受灾的人登记完拿着登记条到安置组搞安置,然后到物资领取那里领物资。

  不过领救济的人还是很混乱。很多人是长年在外面打工的,但地震后回家了,他们也想得到补助。有人嫁出去20多年了,孩子都12岁了,她还回来拿补助,甚至有的户口不在本地的,譬如做生意的人,他也想要。一旦涉及到分东西,发东西,你就得涉及很复杂的统计调查,还要弄得大家服气,尽量弄公平。吵架、摩擦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要建砖厂,按规划重建农房等等事情,整天得跟村民交涉,简直是身心疲累。不过,有时老百姓有意见也正常。大家都是受灾的,很难把事情做得人人都满意。

生活:每天睡不到5小时
  人们都在谈我们的压力,那要看你怎么看。其实,如果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他就不存在压力,不断在动的话,他就没心思想其他事情了。地震之后,每天的事情总是有很多,每项工作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阻滞,加上下面的群众又有意见,那压力就肯定很大。

  有时你还会很烦躁,很多部门的人把电话直接打到了手机上来。记得在分板房的时候,有个户口不在这边的干部跟我要板房,当时我们这些副科的干部都住不上板房,我说你条件不符合,他就堵在门口跟我吵了一上午,把接待县里政协主席的事情都耽误了,我只得打电话让派出所来解决。

  说起接待工作,事情也是很多,因为这样那样的检查、参观和视察非常多,上面有个领导来了,经常要开会,你也必须要去,有时什么单位下来搞个演出、搞个晚会,你也得去,帮他落实场地。

  在“5·12”和“9·24”后的那两段非常时期,我每天休息(睡觉)不超过5小时。很多事情都顾不上了,有些死了孩子的家长,时不时会过来说要讨说法,我也管不上了,他就指着我说“你家又没有死人”。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就痛,但我没办法发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只能说其他人死孩子的例子,我没法说我自己啊。

  地震前,我住在曲山县城,要坐两块钱车到擂鼓上班。现在没房子了,我住在过渡性板房里,一下子就离办公室很近很近。我住的板房大概有10个平方,三个人住一起,而我们的板房办公室,还是到10月8日才建好的,之前我们连住的、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是在一个大板房办公室里干活,一张大桌子,什么干部都在那里干活,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让我所有事情都不用干了,所有工作都完成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睡两天,什么都不想。这样的一天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现。
(后记:在十月中下旬,袁家贵按绵阳市委组织部的安排,到井冈山接受专题培训以及心理辅导。这位灾区镇长生平第一次离开四川,在5·12大地震后,第一次获得了大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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