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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这半年  

2008-11-11 15:10: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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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人开始灾民身份的新生活,也开始人生的重建—挤住在板房区的灾民要习惯新的分配制生活,失去土地的农民要重新考虑生计,重建家园的人要承受飞涨的建材物价……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记者|炫风   实习生 | 曹诗卉 北川报道



10月27日,74岁的王世芳在打扫被地震破坏的观音庙,受损的神像被她和村民尽量安放回原位。



10月25日,来自什邡、绵竹的灾民在北川一家饭馆里聚会,连厨师也跑出来参加合唱,震后的人们比以往更需要歌声的安慰和鼓励。



  11月1日,羌历新年第三天,绵阳永兴镇。

  张燕和她的板房区里的邻居们,又在管委会门前排起了队。

  从5月逃生救人到6月被临时安置到帐篷,再到7月住进过渡性板房,这群失去家园的人不得不重新过上分配制生活,排队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时为了房子,有时为了领被铺、救济金、健康证,有时为了登记失踪亲属、申报财产损失。

  这一次,张燕他们需要填报的是《过冬情况登记表》,登记自己将如何过冬:是在没有倒塌的房屋,还是灾后入住的板房,或者帐篷,或者出外打工。在张燕手里拿着的一纸证明上,写着她原本位于北川旧县城曲山镇上的房子已坍塌,后来又在“9·24”大暴雨中被泥石流埋得不知所踪。

  10月的四川,气温骤降,月初还只需要穿单衣,到了月尾就得毛衣加身。眼下,过冬问题是北川乃至整个震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5·12”大地震中,北川县受灾最烈,除了造成近15000人死伤外,北川老县城80%、新县城60%以上的建筑垮塌,无一楼体可以继续居用,14.1万北川人无家可归,尤其80%以上的高山居民失去了家园,这些灾民大多迁徙到擂鼓、安昌、绵阳等各安置点。为此,北川县政府正计划建廉租房,甚至临时租用工厂仓库。

  由于没有房子住,张燕的家人不得不出门打工,即使是羌族人最看重的新年也没回来。

  而这一天,在北川最大的灾民安置区擂鼓镇,燃起了高高的节日烟花,姑娘们穿着新派发的羌族服装,与外地人跳起了沙郎舞——除了军队与山东省的外援(山东是对口支援北川重建的省份),半年来大多数志愿者选择了离开,留下来的除少量的志愿者与NGO团体外,还有寻找商机的各路生意人。

  在失去自身再生功能情况下,外来者将是发展新北川的主要依靠。山东省承诺投入110亿资金支援北川各个乡镇的重建;在擂鼓与禹里乡之间,最后一支抗震救灾部队仍在为入冬前抢通擂禹公路努力,这条在余震与暴雨中反复被破坏的公路,意味着过冬物资能否顺利进入北川各山区,还意味着未来通往青片、禹里、唐家山堰塞湖等新旧地震旅游景点—也是新北川计划中旅游兴县的通道。

  在北川县政府未来规划里,由于有全国性的关注与山东省全力的支持,新北川将成为一个工业和旅游大县,新县城的面积将达到20平方公里(国家标准为12平方公里),选址在安县北部安昌镇以南板凳桥附近,与旧县城曲山相比,可容纳2.5万居民,将近扩容一倍。

  新的北川正向南迁徙,而原本计划在旧县城建造遗址公园的打算,被“9·24”大暴雨冲刷一空,已然成为旧记忆。
被“9·24”打击的生存空间
  旧城已成废墟。
  在“9·24”大暴雨前,很多北川人以为老北川已是空城。直至《天府早报》报道,在狂风暴雨里从旧县城里逃出了四个电子厂员工时,人们才知道,还有人在废墟里过着独对空城的日子。

  受“9·24”大暴雨影响的远不止这4个守城者。这场“50年一遇”的洪灾,见证了地震次生灾害的凶险,袭击了全北川22个乡镇,受灾人口超过了12万。泥石流、塌方与洪水是如此凶猛而迅速,不但深埋了大部分的旧县城,还破坏了全北川超过6000处房屋和上千套板房,很多地区刚恢复不久的电力、通讯系统再被破坏。哪怕刚强如解放军二炮部队也不能幸免,他们修筑擂禹公路的重型机械与营地几乎被一卷而空。“由于地震以后(山区的)土质松动了,植被也被破坏了,泥石流比往年的雨季要大得多。”绵阳市农业局局长陈明世的老家在擂鼓的石岩村,当晚的洪水迅速地漫到他哥哥的腰际,还冲来一个从上游漂过来的死尸。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大暴雨更是破坏了整个安置计划。9月本是震后灾民开始恢复重建的月份,但是洪灾使受灾群众人数再度增加,单擂鼓镇就突增2000多名受灾群众。北川有板房将近4.6万套,原本就捉襟见肘,各乡镇只得再建临时的帐篷安置区,干部们又重操起打地基、搭帐篷、修灶、发食物的“旧业”。

  目前,全北川仍有3000多户、8000多人住在帐篷里。在擂鼓“9·24”洪灾之后新建的帐篷区里,聚集了很多一无所有的灾民,他们的家当只剩一张临时派发的木板床,而居住的帐篷更不能解决过冬的需要。

  “帐篷的空间很小,对外界环境的隔绝力很弱,晴天时帐篷内温度很高,阴雨天则十分潮湿,当气温下降时又抵御不了寒冷。”在擂鼓帐篷区工作的某NGO项目主任黄月贵对记者说,“没有人能在帐篷里过冬”。

  在10月底,北川县政府召开大会,提出了“不能有一人在帐篷过冬”的口号。从11月1日开始,北川各灾民安置点的管委会又排起了长队,人们手握着各种契约文件,或者打着红手印的知情人证明,申报各自目前的居住情况。

迟滞的城镇重建
  现在走在北川城乡各地,不时能看到曾是紧俏救灾物品的帐篷,有的被灾民用来摆放农资作物,有的成了小卖部,但更多的是被遗弃在路旁。帐篷被灾民们抛弃,而板房与永久性住房成为了灾区恢复重建的重点。

  在擂鼓镇,寂静的废墟逐渐又热闹起来,很多在震后曾背着篓箕,拣拾、清理倒塌砖头的人重新出现了;载着大喇叭的宣传车在破碎的街道上穿行,反复播放着当地管工委关于加快重建的通知。

  在6、7月,经过一系列建筑勘测后,镇上未倒塌的房子全部被喷上了标记,尽管“拆”、“可以使用”、“加固后使用”等字眼仍遍处可见,但房子的主人们,直到10月中旬还不敢贸然地对倒塌或未倒塌的房子作处理,他们着急等待着擂鼓镇重建规划的出台。

  据知情人士介绍,曲山已成废城,省、市、县的各级部门都期望把擂鼓镇重建为高标准的新城镇,而“9·24”洪灾侵蚀了擂鼓镇0.3平方公里的土地,重建规划不得不做新调整。在新县城规划中,北川地方政府曾提出修建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县城重建计划,而山东方面提出的方案仅为4平方公里。

  这一点,在山东援建北川指挥部一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得到佐证。当地政府期望以高规格建设各乡镇,其规划申请涉及的土地范围、建设质量和资金规模几乎可以与山东同级乡镇比美。“由于本地政府与山东援建部门的重建计划有很多交错之处,我们的规划通常都是经过讨论,然后各自上递国务院报批,再加上9月洪灾的冲击,城镇重建规划自然也需要更多研讨与调整。”

  关于重建规划,北川灾民们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记者的采访里,一些灾民认为应尽快从简重建,另一些人则期望全新的北川能带给他们更多机会。“在地震之后北川上下对重建有超常的期待,到冬天临近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譬如过冬住房问题迫在眉睫。”一位前北川县委干部对记者抱怨说。

  在10月初,四川灾后城镇住房重建工作开始启动。根据工作方案,北川要力争3年实现“家家有房住”的目标。在离北川旧县城最近的任家坪乡,主干道上还能看到8月份竖起的乡政府告示,要求灾民们应重建规划需要拆除公路两边的帐篷与店铺,但9月洪灾后,任家坪的重建规划一下子又变得遥遥无期,很多灾民又开始在公路两旁摆摊谋生。

  “除了知道要建地震博物馆,半年来,我们谁都不晓得这里会建成什么样子,自己会住到哪里?”曲山镇社会事务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11月8日,擂鼓镇重建第一批工程即将动工,第一个重建的是新擂鼓小学。在震后板房建设中,学校也是进展飞速,在9月1日前,全北川就建立起32所板房学校,而其中损员过半的北川中学重建在绵阳市市郊,并选择了与原址相似的依山傍水之地。

  像擂鼓这样即将开始公共设施重建,还包括通口、贯岭、桂溪等6个乡镇,但更多乡镇的住房重建仍在未确定的规划中。这意味着,城镇的重建才刚刚开始,北川接近2万的原城镇居民基本上将在板房里度过冬天。

农房工地上的通胀
  在擂鼓镇东面的茨沟村,一条公路把村子划成了两部分。一半处于新擂鼓镇重建的规划范围内,直到10月末仍保持着地震后的破坏原貌;而另一半属于传统的农村,农民们最早在8月就已经开始自建永久性住房。

  一户农房重建时间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尽管第一个《北川住房灾后重建实施方案》早在7月20日就公布,大致的国家资助政策也已明晰,但大部分北川农民仍然在修缮旧房子,或者住帐篷。根据统计,北川农村需要重建住房23552户,加固维修15348户。但到9月底,累计开工大约8000多户,占1/4。从绵阳向北,经过安县到北川,越接近北川,农房重建情景就越少。

  “早一点建房,价格也便宜一些,”茨沟村村民肖秀兰庆幸自己早在9月初就建房子。那时,每块新砖价格是0.4元,旧砖是0.14元,还得到二炮官兵的免费帮忙。“虽然比地震前建房还是贵了很多,但如果进入10月才开始建,造价会更高。”

  灾区农民重建住房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在10月底,北川临近江油与安昌的擂鼓、通口等镇,每块红砖的价格已涨到了0.65元以上,在交通不便的北川西部山区甚至超过了1元,而在地震前只需要0.3元,于是,在地震中承受了财产损失的灾民,还需要付出额外的高价重建家园。

  为了跟上灾区重建庞大的建材需求,在交通便利的擂鼓、通口等镇,当地政府与山东的对口援建单位在10月以来实施了补贴政策,对由统一购进的建材提供相当于价格1/4左右的补贴,今年每个农户提供16000-22000元的建房补贴,但对于北川城乡庞大的重建需要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从各地运送到北川的高价非统购建材仍然供不应求。“如果能让农民分阶段分批自建房屋,或者情况会好得多,”在猫儿石村,一个来自江油的包工头向记者说。

  根据每户农房耗砖3万到5万块的建设量,如果北川3.6万个住房受损/倒塌的农户都开展住房重建,那样将消耗大约1.8亿块砖头。巨量的建筑规模引来了各种淘金者。

  进入11月,擂鼓镇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水泥厂等释放的粉尘与阴雨混合在一起,把城镇的上空染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来自江苏盐城的两个商人与当地人合作,在废墟里直接挖出建筑碎料,压缩制造售价3毛7分的免烧环保砖,尽管日产量有4万块,但完全供不应求。“很多修房子的一来就说要拉10万,我亲自上马都搬不过来。我们还要开设更多生产线。”砖厂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在北川各乡镇废墟与板房里张贴的新广告,大多是售卖水泥等建材。来自四川、山东等地生产商纷纷在此划地开生产线,以至于江油地区的砖厂在震后四个月后再无立项上马的空间。各种工厂的匆匆上马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譬如很多二手或质量不及格的机器只运作了一两天就出问题,以至于投资者与机械供应商的纠纷时而发生。

  除了建材厂商,各种施工队也在抬价,每平方米达到150-200元不等,这比震前高出了两三倍。为了节省工钱和应对相当于震前两倍的物价,农民自己动手修房子,几乎以最简陋的方式经营自己的震后生活。
北川中心的南迁
  灾区高昂的物价,不但困扰着重建家园的北川人,连北川县级的干部们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在北川干部董玉飞自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记者云集到北川,很多基层干部与记者的交流,对话往往就是从加工资开始。

  地震后,随着曲山旧县城的陷落,新的北川政府都搬到了安县的安昌镇,由于南迁的城镇人口太多,安县各城镇的房租都大幅上涨,平时1800元月租的两室一厅套房,在半年里逐步上升,达到了大城市的2500元的水平。“刚搬迁时,我们开始只能在办公室睡觉,现在很多人都跑出去租房子,普通的一居室都要1500元,而且特别难找。”北川县旅游文化局一名副局长说,“县里很多部门都搬到这里,把以前一点人气都没有的安昌完全带旺了。”

  如今的安昌镇,已完全看不到曾是安县县城的痕迹。镇上满街都是北川政府悬挂的标语与横幅,随处可见北川政府各行政机关,北川县工商局建在一个市场的二楼,旅游文化局则“藏”在新华书店后面。在安昌周边的板房安置点,还居住着近万名的北川人。

  记者采访过的所有北川官员都认为,包括安昌在内的两个原安县半镇区的辖地将成为北川的一部分,就只等中央的正式宣布而已。

  在过去,北川只有曲山与擂鼓两个一级城镇,而其他乡镇的居民数都在2000人以下。在5·12大地震里,曲山全城尽毁,逃出生天的接近3000名县城居民被安置在绵阳辖内的三个灾民板房安置点,从此擂鼓镇成为了最大的灾民的安置点,也成为了实际的北川中心,其板房超过6000套,在安置点聚集了接近1.8万名北川灾民。这里的板房区,山东济南的援建系统以最高的规格去建造,小学、诊疗所、沐浴间、厕所、厨房、健身广场以及绿化地一应俱全,其下水道设施还参考了城市的标准,而其他一些地方的板房区,有的连洗澡间都没有。

  在地震前,擂鼓镇是北川县的工业中心,有水泥、板材等工业存量。当地政府曾在震后争取擂鼓镇成为新北川县城的所在地,但由于擂鼓处于地震断裂带,这个方案最终被地质专家所否决。不过擂鼓在北川未来的纽带地位也极为重要,这里将是老北川山区与外界的连接点。

  实际上,在地震后,漩坪、禹里等川北乡镇的居民,就有安排或自发地大规模撤离到擂鼓以南的北川与安县地域。在重建北川计划中,北川县政府也倾向于将北川的中心南移。在10月下旬,北川第一次召开了震后的全体干部大会,提出了在安昌以南的板凳桥地区建造新县城的规划。

  “以后北川就是两个中心了,北部山区的人以擂鼓为中心,而聚集在安县的灾民则以安昌为中心。”长年在北川代理某全国品牌的商人丁晓乔已经嗅到了新商机,记者采访时,她正在擂鼓,着手把过去在北川中心城镇的生意恢复起来。

  在震后重返擂鼓镇的人,都会惊叹这个灾区中心的变化是如此迅速。由于有三年免工商续费及免税等优惠,很多当地人在板房门口做起了各种生意,从餐厅、发廊、麻辣烫到豆浆铺,一些灾民甚至成了收租者,每月以数百元价格出租板房或帐篷。山东援助单位的员工、军人、志愿者乃至记者成为商铺的常客,晚上的烧烤摊坐满了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尽管,大多数在灾难中遭受了物质和精神双重打击的灾民,还没重新过上夜生活的习惯。

谋生与旅游业愿景
  在擂鼓镇胜利村村民何易喜眼中,北川的重建是一种人生的机遇。他的田地在地震后被改建成板房社区旁的大路,而他的身份也从农民转成了城镇居民,“突然间”有了购买社保的资格。

  没有土地去耕作,他尝试着在路边搭起两个帐篷,一个做小卖店,一个租给外地人,自己白天还到水泥厂上班。“如果擂鼓能成新北川县城就更好了,”他说,“人多就机会多,而且国家投这么多钱在这里,你难到就分不到哪怕亿分之一?”

  不过更多灾民——大部分是失去了家园的山区农民,或者被安置在其他灾民安置点的城镇灾民,他们并没有路段、资金等经营个体商业的基础,他们的收入仍依靠每个月300元(在10月后变成每个月200元)的救济金。没有在地震与泥石流中完全失去田地的农民,通常奔波在板房(帐篷)安置点与山区之间,照顾牲畜与庄稼。由于地震后的虫害与鼠害大幅度减少,亩产反而提高了一到三成。

  为了谋生,或者赚钱盖房子,很多北川灾民选择了出外打工。在过去,北川人多以农业为生,种植五谷及药材等作物,而在地震之后,数万失去土地,尤其被堰塞湖或塌方埋掉家园的灾民,甚至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则要重新开展自己的新生活。

  “从漩坪走出来之前,天天担心余震和洪水;出来以后,天天坐在这里,却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过。”在安昌的漩坪灾民安置点,37岁的王乐喜坐在板房里回忆着过去。上个月他穿过北川旧县城,发现有老乡在那里向参观者兜售北川地震前的照片,他也加入了这个淘金队伍。

  在众多的未来前景里,北川政府对旅游业情有独钟。为了实现“三年再造新北川”的目标,旅游业已被北川作为“先导与优势产业”来发展,以求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在县旅游文化部门的计划里,北川将投入197亿元去发展旅游业,把全国对北川的关注变成旅游的收益。这个资金规模,比山东三年内援建北川再造的资金规模还要高出一倍。地震博物馆、唐家山堰塞湖旅游区等项目已获得国家以10亿计的补助支持,而擂鼓镇将被建设为一个现代化的羌寨风格建筑群。

  不过北川在地震后被破坏的情况,使这些旅游业的愿景都有待时间考验。“确实北川受到了全中国的关注,领导、来宾、游客到这里都会去看看旧县城地震后的样子。不过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目前从擂鼓向北的公路还没打通,山区里的路况也不好,如果不先把基础的东西弄好,把景点搞得再高规格、再漂亮也有局限。”原北川旅游文化局局长罗胜利说。

  北川文化旅游局纪检局长邓红,现在可算是北川最大的旅游业务员,刚到山东、韩国等地推广北川旅游。“我们现在提的就是‘在地震废墟上建旅游大县’,我们的核心旅游产品就是地震旅游。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会担心这样的投资规模并不符合实际,但旅游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只能说三年内会恢复、建设好,若说收回投资,那是长远的打算。”

  无论如何,在“三年重建新北川”的口号下,北川,乃至北川人已经开始了农业转向工商业的第一步。盘踞在北川入口的猫儿石村,在省里的统一安排下,正被打造成高规格的“吉娜羌寨”。在政府的愿景与外来援助的推动下,北川人将面临更多的拆迁、迁徙、重建,其曾经悲痛、焦虑的人生,也必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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