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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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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3 17:08:00|  分类: 财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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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金 图片编辑:翁倩 南都周刊记者叶伟民 华璐
  5月20日上午9时,广州火车站。

  汹涌的人群中,45岁的汶川籍民工何军带着一个蓝色塑料袋和仅剩的一元五角登上了开往成都的K192列车。车票是无座的,在一个阴暗的车厢连接处,他近乎蜷缩般地坐了下来。

  这一刻,他只想到哭。

  “我一定要找到她们。”8天前的“5·12汶川地震”几乎把何军的家乡夷为平地,他68岁的母亲、39岁的妻子和11岁的女儿也顿时杳无音讯,漫长的等待终于演化成一片让人窒息的死亡疑云。

  他一定要回去。

  而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车厢另一角37岁的鲜亚军和17岁的周全。他们同样悲伤和焦虑,做得最多的,就是条件反射般地用手机一遍接一遍地拨打震区亲属的电话,然后又一遍接一遍地听着“无法接通”的系统提示。

  当灾难摧毁了家园,当大量幸存者四散避难,另外一群身在异地谋生的四川人却拼命想回到仍危险满布的故乡,寻找那些仍生死未卜的家人。

  这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寻亲大军”。

两个侄子生死未卜
  6号硬座车厢,四川乘客的主要集中处。

  “承军是78年的,承云是87年的。”37岁的金属模具厂工人鲜亚军的谈话始终围绕着两个侄子。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两个娃娃在阿坝州开挖土机。

  “刘承军养在老家的孩子一岁多,老婆‘湘娃子’也在阿坝。刘承云在村里出名的聪明,考上了本科,家里没钱就主动不读了。”

  地震发生后的两天,鲜亚军终于接到青川家人的电话,对方说他们在乡政府前面排了好长的队才打上电话,家里的房子倒了,而村子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早已中断,承军和承云一直联系不上。

  悲喜同时袭向鲜亚军,家人安好,但两名视若己出的侄儿却生死未卜了。“他们离开青川到阿坝打工已经好几年了,两兄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供养着60多岁的妈妈。”鲜亚军反复强调着两兄弟的孝顺与懂事。

  “可是我竟然不知道他们具体在阿坝哪里开挖土机,怎么找?”说着说着,他又会忽然懊恼起来,把目光别向阴风细雨的窗外。

  火车开出不到一小时,众人不自觉地打起盹来。经过前几天焦急的等待,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等到了家人的报平安电话,悬挂的心终于落地,唯有鲜亚军在座位上瞪圆了眼睛发呆。

  电话忽然响起来:“喂?!是承军吗?”慌乱中他差点错按了挂断键。不是侄子打来的,鲜亚军再次陷入了沉默。

  “说实话,我是怎么对自己儿子,我就是怎么对他们两个的。从小跟着我长大,感情很深。”90年代末,大侄子刘承军离开家乡投靠在珠海打工的鲜亚军,一干就是7年。2005年底,刘承军返乡结婚,而刘承云也迈向了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高考。

  刘承云考上了镇里的重点高中,好几次摸底考试的成绩都排在镇的二、三名,这意味着他极有可能考上大学,甚至是重点本科。

  但他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本来承云考虑大学贷款,但想到父亲刚过世,家里缺钱,也不知道这钱什么时候能还清,就放弃了。”高考那天,刘承云在校门外徘徊了很久,最终没进考场。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然后收拾了一个小背包来到阿坝州,加入了哥哥的挖土机工队。

  “很懂事,太懂事的一个孩子了,怎么现在就联系不上了?地震时,他们在山上挖土,会不会更危险了?”在鲜亚军心里,这个问题或许早有答案。
 
家里的房子都倒了
  中午时分,列车驶过了韶关,不久就进入了湖南,刚才一直阴郁的天气开始放晴起来,阳光照进车厢,但17岁的周全却全然不觉。
 
  一个多月前,还是北川职业高级中学二年级学生的周全被安排到广州一家电子厂实习,放心不下的父亲周强和母亲李金凤放下了家中的农活,特意送孩子来广州。一家三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一向节俭的父亲在买给周全两件新潮T裇后,叮嘱他要学好本领。

  然而,这一切都破碎在了一个月后的5月12日。那一天下午,周全接到了一个同学的电话,说家里地震了。担忧变成了事实,父母的手机和家中电话全部无法接通。远在新疆的姐姐在电话里哭着对周全说,逃出来的乡亲说,家里的房子都倒了。

  在惊恐中等待了一个星期,奇迹还是没能发生。这个瘦弱的孩子,向朋友借了400元,和其他3个同来实习的同学一起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周全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想念他的父母。这两个老实巴交的北川人,为了两个孩子苦心经营着一个猪舍和几亩仅够糊口的薄田。父亲周强严肃正直,家教也甚严。曾几何时,年幼反叛的周全曾拼命想逃离这个刻板束缚的家,但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

  周全家所在的村里离县城有20多里路,地处深山,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谋生了。父亲周强也曾到广东做了两年保安,但最后放心不下两个孩子,放弃了城市生活。

  “爸爸总希望我多读点书。”周全说,“他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供我上学,我却时常顶撞他。”周全的父亲很高大,也很聪明,只是贫穷让他早早离开了课堂。周全出生后,父亲就把未竟的心愿朴素地寄托在儿子身上,而周全却总认为这是一种专制。

  “他可一定要活着,我以后都听他的。”焦急、悔恨、哀伤,交替出现在这个少年稚气未脱的脸上。旁边的一个同学张开右臂,轻轻拍着周全的肩膀。

  在车厢规律的摇晃中,伏在伙伴的身上的周全,不觉间已渐渐入睡。

一家三口杳无音信
  如果不是车上一个好心人给了100元,何军身上就只剩下一元五角钱了,这在车上连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但他却想凭此回到2000多公里之外的家乡汶川——5·12地震的震中所在地。

  地震夷平了这座10万人口的县城,连同何军那座住着母亲,妻子和女儿的三层砖房。这个三口之家犹如一夜蒸发,杳无音信。

  何军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双手抱头,最后竟难以自抑地哭了起来。“孩子才11岁。”

  孩子叫小梅,是何军最小的女儿。这个45岁的汶川男人,常年在深圳工地上干木活。两个月前,为了安排孩子上学和照看家里的小卖部,他让妻子刘玉英带着小梅从深圳回到了汶川。这个合情合理的决定,竟成了现在何军难以自谅的懊悔。
 
  5月12日地震来临时,处于半封闭工作状态的何军却浑然不知,直至4天后到附近镇里买烟,才从电视上知道家乡遭遇地震的消息。在给家里打了一轮徒劳的电话后,何军到工头那领回3000元工资,随手带了件衬衣就奔向了广州火车站。

  为省钱,那一夜他睡在了火车站广场,结果醒来时3000元救命钱已不翼而飞。最后还是火车站工作人员让他上了车,还写了免费乘车证明。
  
  然而,何军已经无力牵挂他的钱。此时的他忘记了饥饿和困乏,他只想尽快回到那个用麻石砌起的家。

  “如果她们真的因此而死了,我将充满负罪感。”何军说。

尾声
  1时15分,K192驶进了湖南郴州。阳光发白,猛烈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鲜亚军和他的返乡团开始互相说着家乡的史话和趣事,让那些不复存在的美好回忆暂时代替痛失家园的哀伤;北川少年周全从同学怀中醒来,说有那么一瞬间,仿佛已置身家乡,亲人如旧;而汶川男人何军,则把妻子用过的手机拿出来看了又看,里面几张像素低劣的照片里,女儿小梅正在灿烂地笑着。

  “从来没有想过,回家竟能如此痛苦。”何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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