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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对世界的谦逊  

2008-07-09 09:18:31|  分类: 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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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编辑:徐夏 记者:刘子超 发自南京
朱天文:对世界的谦逊 - 南都周刊生活 - 南都周刊
顾炜摄
 
朱天文:山东临朐人,作家朱西宁与刘慕沙之女,一九五六年生于台湾高雄凤山。中山女高,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出身文学家族,妹妹朱天心、妹婿唐诺都是台湾著名作家。高一即开始写作,小说多次获奖。因发表《小毕的故事》,结识陈坤厚与侯孝贤,并参与电影编剧。作品包含了小说、散文、杂文、电影剧本多部,部分作品更有英、法、日等国译本或选集。曾获《联合报》第一届小说奖第三名、第五届时报文学奖甄选短篇小说优等奖,一九九四年并以《荒人手记》获得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现专事写作。
 
  六月二十五日,南京。这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傍晚,属于夏天中最好的那种天气。沿着华东饭店通往半山D座的小路行走,梧桐树的树叶泛着墨绿色的光泽,但天气一点都不热,好像春天在永恒地延宕着。这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氛,树木在叹息不止,月亮的碎光像银白色的鱼,在路边的夜来香上跳动,让我想起朱天文为《印刻》文学杂志拍摄的短片:在时间标尺上的某一点,朱天文端坐在自己书房的窗前,窗外行道树繁密的枝叶正被一束阳光照亮。书桌上摆着六马克的柏林围墙石子、俳句诗人芭蕉旧居落柿舍购得的小茶垫、整齐的手写而成的书稿……细碎的光影在这些什物间跳跃,颤颤地抖动,一只漂亮的小猫矫捷地跃上书桌,动与静,梦与现实交织的世界。

  按照约定,我们在华东饭店D座的大厅里见面。这是朱天文参加“聚焦女性:性别与华语电影”国际学术会议下榻的宾馆。大概5分钟之后,朱天文从楼上走下来,她穿着蓝底白点的上衣,碎花长裙,黑色的长发在脑后斜梳成辫子,中年魅力之中仿佛还有少女的影子在摇晃着。朱天文的声音带着温软的台湾腔,她说很抱歉让我大老远跑过来。我知道这并不是出于客套,而是她本人身上有一种对世界的谦逊。胡兰成曾说过,看朱天文的文字就像看她的人,而且人大于文。
 
  我问朱天文关于印刻出版她作品全集的事,她立刻有些慌张地说,自己着实惊讶于出版社“小朋友们”的热心,然后搓着手坦承看自己以前的作品脸红得不行。“当年博尔赫斯可是回收了全部第一本诗集销毁的啊!”
 
《巫言》,费时八年的长篇力作
  我们在大厅落座,谈话便从朱天文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巫言》开始。《巫言》是朱天文费时八年的长篇力作。唐诺曾经算过一笔账,以《巫言》的二十万字除以八年时间,一天只有78.77字。

  我问朱天文,为什么会写了这么长时间?这是否和过大的创作野心有关?朱天文笑起来:“主要还是以前写作太没有纪律性了。”她说,去年年初曾到台南看望避居十年的小说家舞鹤。两人午后沿着堤边行走,日头是蛋黄的颜色。朱天文便向舞鹤抱怨自己的长篇真的要写不完了,被各种事情打断……

  第一个就是一起床就看报纸,一看就开始跟朱天心骂东骂西,被所有事情弄得非常激愤。舞鹤默默听完,不讲别人,只是讲起自己的作息时间。他都是早上六七点起床,散步之后,九点钟开始写。之前少少吃一些早餐,七八分饱的样子,免得血都跑到胃里。中午不吃,写到大约两三点。下午就看书、喂猫。舞鹤说:“因为你跟妈妈住,所以生活会受家人影响,先跟妈妈说不必招呼你吃饭,等写完再说。一定要把一天最精华的时间拿来写,写完以后,一天要看多少报纸都行。”

  “舞鹤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小说家,”朱天文说,“他自己一个人住,生活到几乎刻苦,每天早早就睡早早就起。自律要多强才能做到这样!回来后,我就写一封信给他说,如果再不效法他自律,实在太对不起他的苦口婆心。”

  有一天,朱天心的先生唐诺跟朱天文和朱天心说:“我看你们俩到现在,根本就还是个业余。”“我们写了三十年,他竟然还说我们业余!”朱天文笑起来。唐诺说:“好比有个有名的平剧打鼓佬侯佑宗,他活到八九十岁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一两小时的鼓,活到那么大,这样打难道是为了练习?不是的,是为了‘上场即中’。这就是专业。像你们这样不写的时候都不写,一写就写到三更半夜,根本是业余的。”

  我问朱天文,督促是否有效?朱天文笑说,是的,这也是我一年来逼自己完成《巫言》所感同身受的。聪明者如纳博科夫,也是每天早上写,写小说坐着写,写诗站着写,写到中午,出去散步,下午再写一段,晚上则看书。毫无纪律,会永远差一步抵达“文学万神殿”。

  我问朱天文,她的书在台湾发行量如何?“卖得最好的是《荒人手记》,两三万册吧,这和大陆的发行量肯定不好比,但在台湾算是很多了。”她说。

  到目前为止,她家的销量冠军是妹妹朱天心的《击壤歌》,印有二三十万册。“当时我们都说天心是印钞机。”《击壤歌》写了少女国中时代的故事,有很多少年都喜欢读,经常写信来表达崇拜之情。“这情形很像现在的偶像作家。”朱天文笑着说。

  我问朱天文,平时和妹妹会不会探讨文学?她回答道,有时。她们一家人仍住在一起,朱天文和母亲住二楼,朱天心和唐诺住三楼,一楼是客厅。一家人都是文学家,平时难免谈到文学,但更多的时候是天心把外面看到、听到的事学给家里人听。“天心是我家的调和剂,她是双鱼座,水象星座,其他人都是土象的,所以家里要靠她粘合。”

  时间在飞快地流逝。透过大厅的落地窗,我看见天空已经变成了灰蓝色,像上色的水彩还没干透。一大早就从台北出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南京,加上之前几天跑去台南参加舞鹤的作品研讨会,朱天文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可看上去,她依旧表情轻松,显得充满魅力。

  朱天文谈到,《巫言》最初叫做《谋杀与创造之时》,借用了劳伦斯·布洛克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因为当时正迷劳伦斯·布洛克以马修·斯卡德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小说,朱天文就一本一本地追着读。1999年的时候,她甚至还亲身来到纽约,按图索骥,按照书中的描写,实地考察马修走过的道路。

  “劳伦斯·布洛克小说里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不是福尔摩斯式的推理细节,它或许是散乱无用的,但就像一堆拼图,到了正确的时候轻轻摇一下,就会拼出来。这其实很像写作的过程。”
 
和侯孝贤结缘“爱的故事”
  我告诉朱天文,最近大陆也出版了劳伦斯·布洛克的系列小说,封面上有侯孝贤的推荐语。

  “是吗?”朱天文一边听,一边笑了起来:“劳伦斯·布洛克还是我当年推荐给他的呢!”

  她接着说:“其实我和侯孝贤的合作也是这样。好比一堆火,平时我们只是把各种东西往里扔,有时可能扔的东西不对会呛到自己,但都没关系。到了正确的时候,机缘成熟了,拼图就会显现出来。”

  我问朱天文,那么她和侯孝贤第一次合作的机缘是什么?“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朱天文笑道。不过她还是向我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是1982年,台北联合时报举办了一个有奖征文比赛。“我还记得征文大赛的名字叫‘爱的故事’,”朱天文说,“现在想想好可怕!”

  不过那是有奖金的,而且还很丰厚,朱天文便写了一篇《小毕的故事》投了过去。后来评出来几个佳作奖,文章统统登在报上,《小毕的故事》是其中之一。有一天,两个年轻人把电话打到了朱天文家里,自我介绍是侯孝贤、陈坤厚,说在报上看到了这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当时,我对国语电影完全不看的,所以也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朱天文说,“而且那时候我对电影圈的印象也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

  朱天文接完电话,就向朋友打听侯孝贤、陈坤厚是谁,大家都茫然地摇头。后来是丁亚民犹犹豫豫地说,忘了在哪里看到的,这两个人好像还得过金马奖!

  朱天文说,见面那天,她刻意把自己打扮得很老气,换上一条瘦腿的牛仔裤,配一双极高的高跟鞋。“咚咚”地走进去,发现侯孝贤、陈坤厚已经坐在那里,见了她就咧开嘴笑。几个年轻人很快聊起来,朱天文发现他们和自己以前想的不一样,都是很朴实又很有才华的年轻人。

  陈坤厚和侯孝贤就邀请朱天文一起把《小毕的故事》改编成剧本。电影字幕打出来,编剧是侯孝贤和朱天文。可朱天文说:“其实剧本都是侯孝贤一人改的。”

  朱天文就很奇怪,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个外行来改剧本。她后来向侯孝贤问了这个问题。侯孝贤说,拍了10年电影,他已经完全把剧本当作了体力活,请她来写剧本,是想由此带来一种新鲜的刺激。

  问朱天文,有人说你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可阿城说侯孝贤是你的御用导演,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

  朱天文一边笑一边说:“拍电影之前,我和侯孝贤会聊很多,每天都要通电话。我会把自己看过觉得好的东西推荐给他。因为之前聊得很透,拍戏的时候,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剧本,完全都装在脑子里了。剧本只是我把之前的想法记录整理下来,写在他女儿的作业本上,这不是秘书的工作么?”
 
人生永远有个大限在那里
  这时,枝形吊灯一盏盏熄灭了。空旷的大厅里,只剩下最后一盏灯照亮我们谈话的地方。这情景让我想起乔伊斯的《阿拉比》。无疑,那是一篇忧伤的小说,可朱天文突然说,她想写一个不要盛极而衰的故事。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朱天文看到孔明去世就不再看下去了。她自己也总是好疑惑为什么所有故事都是一个衰亡史,从盛而衰、从生到死?为什么不能永远都在盛世、永不衰退?因此在写《荒人手记》时,朱天文就想写一个不要盛极而衰的故事。可是她坦言并没有做到,所以只能在结尾自壮行色地说“因此书写在持续中,凡不可逆者皆可逆”。

  “那都是骗人的啦,”朱天文笑,“彷佛未完,但基本上没做成功。”

  于是她把希望寄托到《巫言》上。之前,她读到卡尔维诺的一句话,大意是,推迟时间的流程,最好的办法就是离题。她就想,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偏离,就能延长此距离。于是朱天文在《巫言》中不断地岔题,越写越离开主线,越写越错综复杂,用笔如风樯阵马,一片神行。离题就像是博尔赫斯讲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小路中迷失,完全离开大路,被各种景物吸引着走进去,又是一番别有洞天。
 
  朱天文说:“人生永远有个大限在那里,在那之后或之外是什么?是永远的悲哀和惆怅,那么,就让它留白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我就在这有限里头,所有细节里头,繁衍细节,在其中流连忘返。我好像完成了小时候的愿望。”

  我们告别时,已经将近11点。
  受朋友之托,我拿出《巫言》和《花忆前身》请朱天文签名。朱天文问清了朋友的姓名,认真地写下祝语,然后签上名字,最后写下时间和地点。她问了我的年纪,然后说:“我办《三三集刊》的时候,就像你现在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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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访谈
写作是我自信和力气的由来
 
创作欲也是生之欲
  南都周刊:《巫言》是你花费八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应该说是苦心孤诣了。

  答:说是八年,其间也跑去写了四个剧本啦。2001年《千禧曼波》、2002年《咖啡时光》、2005年是《最好的时光》,还有2007年去法国拍《红气球》。倒也不是苦心孤诣,而是其它什么事都不会做,只会这件,某方面来说,是被选择的,由不得自己。我的同业好友舞鹤,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他说创作欲也是生之欲,创作固然自找苦吃,但也自得其乐,苦中作乐,也许比较接近于这个图像。

  南都周刊: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

  答:我是2000年6月开始写,原题叫《谋杀与创造之时》,借一位纽约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卜洛克(王家卫新片《我的蓝莓夜》编剧)的马修侦探系列,其中一本的书名作题,好比说生活里你谋杀了什么,小说里你创造了什么,类似卡夫卡说的,小说家是在拆生命的房子,拿这个砖块去盖小说的房子。卡夫卡描述的是现代主义作者的那种忏情独白体。不过这个题目很快就换了,改成《巫言》,两条并行线,一条是巫者小说家其人其事其生活,一条是巫者之言,他写的小说。你看他生活过成那副德行,他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呢?他生活里的元素如何相关不相关地变成小说,这中间的思维,成长,跟想象力。

  南都周刊:在《巫言》这部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其触角之广大,信息量之庞杂已经到了一种奢靡的程度。无论是对前现代的巫术、手工技艺还是E时代的高科技产品、文化生活方式,你都表现出一种追本溯源的好奇心。而这些,是怎么和你的生活联系起来的呢?

  答:舞鹤把你讲的这些叫做“物的情迷”。既是情迷,怎么可能没有怅惘,一体两面,另一面自然是“物之哀”。日本古典文学的精髓,也许可以用物之哀一词概括。这一体两面之于我,表现为字,舞鹤称它是类“博物志”书写。文化评论家南方朔曾引陈寅恪的话语“每个字都可以写一本文化史”,他说这个不仅适用于义理和训诂之学,同样也适用于花鸟虫鱼、器皿机具和物件的名物之学。他特别感谢诸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名物解》、《毛诗品物图考》之类的著作,这些可能被认为是小学问或琐碎事务的著作,留给后代人的,也许有更多的历史及文化讯息。他说近代西方学者针对单一名物,如甘蔗、咖啡、玫瑰、盐、赤杉、咖哩、蕃茄写出一本本重要的文化著作,可见名物之学的重要。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就是我的休闲娱乐,最好玩的玩具啊。
 
  南都周刊:《巫言》“以巫为名,并以此为志”(唐诺语),对你本人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应该能读出,这里面的巫者是你自己,巫时巫事巫界则涉及你的家人、你合作的导演等等。会不会担心这成为读者窥探私人信息的一条通途呢?

  答:不会。要担心,写时就自动过滤掉不会写了。“所谓文学,其到达之处常常会超越其作者的意识”,这是大江健三郎的经验,我相信有过小说创作经验的人,都会同意这句话。

  南都周刊:这次,在《巫言》里,你涉及到了一些台湾的政治现象及知名政治人物,细心的甚至可以对号入座。你平时关注台湾政治吗?对这次国民党重新主政有什么看法?

  答:我希望我不关注政治。在台湾,作为创作者,要不关注政治,是需要抵抗力的。政治如果把一代人都卷了去,我认为是悲剧。你问国民党重新主政,我觉得应该修正为,民进党失去政权,这种问法较贴近于台湾的生活空气。那就是,台湾民族主义,经民进党八年执政,像出麻疹一样,出掉了。政党二次轮替,摘掉了反对运动的神圣光环,政治变得世俗了,但也被打回它政治的小范围里。社会力本来就是大于政治力的。
 
早知张爱玲是严肃文学
  南都周刊:阿城经常提到一个说法“知识结构”,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你觉得你的知识结构的特殊性在哪里?

  答:同时代的作家,如果把它定义为“四年级”一代,在台湾,四年级指1951至1960年生的人,所谓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我妹妹朱天心的女儿是七字头中段,今年也要大学毕业了。作为四字头,我们是在美苏冷战年代下长大的一代,看的翻译物主要来自英美、西欧的文学和思潮,加上旧俄几位巨头的小说,而电影、流行音乐、次文化主要是美国。再加上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生活里的日本情调,日本翻译小说,幼时看的日本电影。至于中国文化,小学时候叫《国语》,初高中叫《国文》,那都是基本教育,包括地理历史,曾经都是大中国主义。以上大致是四字头普遍共有的。而若特别标出作家的文学养成来说,由于我父亲朱西宁是小说家,经父亲推荐,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开始读张爱玲,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张爱玲仍被当成鸳鸯蝴蝶派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严肃文学”。以及三○年代作家,台湾当年是禁书,但我父亲房间门背后的五斗橱里都是,鲁迅和老舍、和沈从文《边城》里那些迷人的故事,从小很自然的都读得到。再来,当然是大学一年级时结识了胡兰成老师,从他那里,习得“胡学”。这几件,也许是我比同代作家在年少育成期因为机缘,有幸能多得到一些东西吧。
 
  南都周刊:在你写作《淡江记》的年代,可以看出那时的你有一种革命的大志。而到了《巫言》,你自述说是默默炼金,以一人之力对抗越来越综艺化、虚拟化的外部世界。对照当年那种宁可一切从大洪水后的橄榄叶开始的决绝志气,现在的你更像是尽心维护一个小桃花源,供自己与同道的读者躲藏生息。这样看来,你现在的姿态是谦恭得多了。那么现在的你,如何看待那时的志向?

  答:时间会使一切的棱角柔化变圆,谦恭是时间的产物。现在来看,没有当年的志向,也许会走到另一条不同的路上,但无论如何,绝对不会走到今天的《巫言》。

  南都周刊:能否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现在会是什么情形?

  答: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只是闺阁作家,写一写年轻的时候最关心的事情,爱情啊什么的,也许以后年纪大了,情绪用完了,知识储备用完了就不会写了。前两天在台南舞鹤的研讨会上,碰到了骆以军,他说正在写《西夏旅馆》,也在感叹知识储备不够的问题。
南都周刊:我记得,胡兰成在给你们的信里,曾经写道:“写国风必要兼雅颂,否则单是少女时的天趣与怀春年龄的情思,后来要难以为继的。”能否追述一下你思想发展的轨迹?这种“无名目的大志”是怎么形成、发展的?
  答:“无名目的大志”是胡兰成语。从他那里,一是开始补修学分,中国典籍的学分。二是开始广泛接触文学以外各种领域的书,社会、经济、科学、历史,从勉力读到喜欢读,至今仍维持这个杂读杂看的嗜好。
 
南都周刊:以这种坚持的姿态生活,遇到最大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呢?
  答: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正是因为一直在文学这条路上,一直在写作,不论是小说还是其它文类,这门行当我已做了三十六年,若在别的行当,也算是个技艺高超的老师傅了呢。一艺有一艺的威严。晋身其中,这不但是我的立足点,安身地,也是自信和力气的由来,让我面对困难和困惑。其实哥德老早就说过了,他若是没有造型艺术(他的诗文)和自然科学(他浸淫于颜色学、植物学)为根基,他说,面对这个恶劣的时代及其每天发生的影响,实在很难立定脚跟不屈服。
南都周刊:你曾说,写小说是为了以一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四周铺天盖地地充斥着的综艺化、虚拟化、赝品化。在这个与汉文明背道而驰的时代,是不是觉得它真的病入膏肓了?如果是,你自身的对抗意义何在?
  答:是否病入膏肓,我只能说,在每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都是对当代有话要说的,不批判、不谏言,就不是知识分子。而创作者也永远对当代不满足,对此不满足,他以他的方式做出响应。他的不满足,通常并不会得到补偿,甚至,当代回报给他的是更多的不公不义不合理不满足。但怎么办,因此他就不说不写了吗?在我,我仍然会继续写,这本身已经是意义。
南都周刊:你曾说,受教于胡兰成时,他点了睛,而你以余下的时间画出那条龙。写完《荒人手记》之后,你自述对兰师的悲愿已了。那么《巫言》是否算是你告别胡兰成的影响,形成自己体系的作品?
  答:也算,也不算。所谓对胡兰成老师的悲愿,指的是他去世前在写而没写完的《女人论》,从女娲补天写起,没写多少便去世了。他是没想到遇见我们,然后办了三三集刊、三三书坊,他有一长幅字,单为说他跟我们三三,“女子关系天下计,丈夫今为日神师”。日神指文明初始是女人开创的,以此来激励我们。文明是“然”,解释文明(伏羲画八卦)是“知其所以然”。胡兰成老师自比日神师,是这样调动了庞大的参照系来支持我们从事创作。当年我对自己说,有一天,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一定要把《女人论》续完。多年后我写了《世纪末的华丽》,之后又写了《荒人手记》,写完当时我想,对胡老师的悲愿已了罢,谁知,又写了一本《巫言》。三次攻坚,这才彻底了吗?胡老师挂在能乐大师野村保家里的一幅字,“到得归来”,到底了,返回。这个也许可以拿来描述写完《巫言》后,目前我的状态。
  南都周刊:很多评论家把你和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在《关于巫言》里,唐诺提示了读者阅读本书的路径——从卡尔维诺入手。籍此他希望读者忘记张爱玲,从更宽广的角度理解你。你自己也说,现在能够看出张爱玲的一些破绽来了。呵呵,请问,你看出的是什么破绽?
  答:破绽就是,那些她经验里不熟悉或欠缺的地方,而想象力又不足够去支撑架起,因此形成的坑坑洞洞,她用高超的文字技艺滑翔过。她的技艺太好了,行家都会被骗过。好几年前我偶然又看1968年皇冠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竟首度留下了这种印象。至于唐诺云云,毕竟,我写《巫言》,比《传奇》那时候的张爱玲,要年长了近三十岁啊,胜之不武。
南都周刊:请问未来的写作、生活计划是怎样的呢?
  答:计划写一本短篇小说集,《时差的故事》,逼自己说故事,尝试另一种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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