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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中国…  

2010-01-06 11:53:00|  分类: 新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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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中国… - 南都周刊生活 -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先生做客网易读书
《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中国… - 南都周刊生活 - 南都周刊
许庆亮,媒体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曾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现为南都周刊执行主编。
 
  中国做杂志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悲观,前面的路非常广阔,你可以以高科技的方式、运用新媒体的手段为你的杂志在未来的发展和生存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近日,《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与《GQ智族》主笔蔡崇达将一同做客网易阅读客厅,与网友分享办刊理念和体会。在访谈过程中,他们谈到了怎样把网络的很多东西都融入周刊,未来的读者会是什么样子,并且反对杂志模式的固定化。
 
  嘉宾简介:许庆亮,媒体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曾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现为南都周刊执行主编。
 

  《南都周刊》为何异军突起

 
  一、今年以来《南都周刊》风头很健
 
  网易读书: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做客网易阅读客厅的访谈嘉宾是《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先生,请许先生向网友们打个招呼。
 
  许庆亮:网易的网友大家早上好,祝大家圣诞快乐。
 
  网易读书:另一位嘉宾兼今天的客座主持人是《GQ》中文版的主笔蔡崇达先生。请蔡先生跟网友打个招呼。
 
  蔡崇达:网易的网友大家好!
 
  蔡崇达:许老师,好久不见。
 
  许庆亮:是,好几个月了。
 
  蔡崇达:最近我关注了《南都周刊》,今年以来《南都周刊》风头很健,得了很多奖,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南都周刊》今年在这么多杂志中突围呢?
 
  许庆亮:在我看到外界对《南都周刊》的评价里,《新周刊》在颁给我们“年度杂志”的授奖辞写得很到位:“《南都周刊》很善于截拳道,不按常理出牌。”就我对他们评语的理解是这么认为的:截拳道就是迅速有力,一招至,不按常理出牌。我觉得这个结论能够比较精炼地概括《南都周刊》今年所做的重大选题,而且也比较符合我们整个刊物(的风格)。
 
  蔡崇达:所谓的“不按常理出牌”的参照体系“常理”是哪些?
 
  许庆亮:做媒体,做杂志可能 需要遵循一些新闻的规律,但新闻其实是没有常理可言的,在策划时要讲究创意,在事实本身当然要客观,要有第三方材料,但在做角度、选题切入时,包括怎样包装时,就可以打破常规,打破我们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不按常理”可能是,大家觉得是A的时候我们会往B走。打破我们惯有的思维模式,让大家感觉到阅读的新鲜,对信息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
 
  蔡崇达:能举个例子吗?今年以来比较独特的东西。
 
  许庆亮:今年我们做了比较多有影响力的东西,从题材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没有什么题材很出其不意,但……
 
  蔡崇达:呈现方法上?
 
  许庆亮:比如从定位和策划角度来说,做韩寒,很多媒体会把他定位成一个“作家”,《时代》杂志跟我们差不多同期推出的,做的是一个文坛化的专题。但我们做韩寒的专题时,考虑的第一个角度是,韩寒作为一个作家的标签,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韩寒这几年以来,特别是他在新浪做博客之后,他的影响力更多转向为“意见领袖”,是一个更多对公共问题发问的人,所以我们把他整个身份的定位、切入点定在了“公民”上,在中国转型期社会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韩寒顺应这个时代冒出来了,成为了一个被很多人认为代言他们利益发问的公共人物,所以我们把韩寒的基调定位为“公民韩寒”,这个东西推出来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各个媒体也有很多争议,争议就在于韩寒到底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和西方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有很大差异性。我觉得一份好的杂志就是要捕捉到整个社会的敏感点,包括对在社会中有很多没有形成明确标准的现象进行探讨,可能会引发大家的思考甚至争议,但它形成的话题和良性互动对我们读者来说、对这个时代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杂志应该承担的自己。
 
  蔡崇达:其实前段时间我也在想,现在很多做杂志主编的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人,会对杂志赋予过重的意义、责任。我还记得《新周刊》在给《南都周刊》的评语中是“不端着的一本杂志”,尝试抛弃掉此前几年杂志强化的责任感、意义感,你觉得我这种判断对吗?
 
  许庆亮:我觉得应该是“部分正确”,作为一份媒体来说,它的责任感应该是潜在的,而不应该去强化,不能老是强调我是一份负责任的媒体,我要铁肩担道义。这不是一个媒体天然要承担的东西。但要作为一个自认为对社会有价值的媒体,有一些公共价值你还是要遵循的,比如你要坚持现代的一些理念,对自由、平等、公正的认知态度,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不会刻意在报道里灌输、强加一些价值观,我们的很多理念是让事实本身说话,而我们不会做裁判去主宰读者的思路。我们很多的调查会经过一种编辑手段让读者自身根据他的阅读做出自我价值判断。
 
  蔡崇达:其实我觉得读者应该也已经受够了过于强化判断、强化姿态的媒体吧?
 
  许庆亮:对。我觉得市场化媒体的功能就是对我们以前对新闻的了解有一种拨乱反正的作用。90年代之前,很多人对媒体的理解就是从道义跟良知上去评价。但90年代之后,特别是随着不是报类媒体的崛起以及新闻杂志的兴起,大家对于媒体的功能、期待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蔡崇达:主动权已经交回给了读者本身。
 
  许庆亮:对,只要回到市场本身,读者是有自主选择权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要看什么东西,在对于读者的口味以及新闻基本规律的把握之下,市场本身会进行优化调整。
 
  二、尝试把网络的很多东西都融入周刊
 
  蔡崇达:在我看来,《南都周刊》所谓的“不按常理出牌”和“不端着”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们尝试把网络的很多东西都融入周刊,甚至你们推出的大专题“山寨”,我记得你们的改版第一期就是“谁在统治网民”,你是怎样的想法?其实现在平面杂志的主编们都特别忌讳网络、恐惧网络,但我觉得你挺开放的。
 
  许庆亮:我曾经在一次全国杂志主编的座谈会上(谈过),我的观点跟有些杂志主编的观点不一样,甚至相反。我觉得不管是杂志、报纸还是新媒体,有一个重要的规律所在,就是大家一定要顺应时代潮流,不能逆时代而动。做一份杂志也好、一份报纸也好,一定要跟时代无缝链接。我在接受《新周刊》颁奖时说了一段话,关于《南都周刊》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整个《南都周刊》的方法论是建立在把握新闻的基本规律前提之下的。我们自身的定位风格就是“以新锐、前沿的眼光跟角度融合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元的精神与理念,达到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息社会的无缝链接。” 这样的话,你的杂志始终能够站在时代前沿,能够以敏锐、新鲜的眼光来打量整个社会生态,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潮流与趋势,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以热烈的姿态去迎接互联网这个时代的到来。传统平面媒体也不是在互联网面前就无所作为了,而是有很多可以突破的空间,其实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多聊一聊,这是当下很多做媒体的人,包括读者关心的领域。
 
  蔡崇达:其实我觉得媒体新渠道的诞生反而会逼问每本杂志:你不可取代的那部分是什么?区别于这些便捷路径的地方是什么。但我从来没有想把网络的东西带到(传统)媒体中来。
 
  许庆亮: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把网络待到杂志里来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因为现在的网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以前大家压马路是生活常态一样,现在大家上网打游戏、上网购物、上网聊天交朋友,也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蔡崇达:您的意思是,网络本身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新闻发生地和现场了。
 
  许庆亮:因为现在很多公共事件、新闻点和一些网络上的现象本身就是这个社会中重大的热点,是有争议性的题材。其实大家只要留心,从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绝大部分公共事件都是从网络发生的。我个人认为,网络在培育公民社会的进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网络作为媒介的介质来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大家说到杂志,肯定认为它是一个纸质杂志,那是大家长期以来的思维惯性。但我觉得杂志最内核的是它的精神底蕴,它所营造的价值、气场,它所围拢的一批有同样价值观的人形成的一个精神家园,至于它是以纸张形态承载还是以阅读器承载,或是用手机承载,这只是一个阅读媒介的改变。但杂志真正的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消亡,因为所有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还一定要思考、一定要阅读。所以大家狭义地理解纸质媒体才是杂志,这可能是一种思维惯性,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做杂志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悲观,前面的路非常广阔,你可以以高科技的方式、运用新媒体的手段为你的杂志在未来的发展和生存开辟一个新的空间。同时有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现象,大家看新闻,知道美国和日本的杂志、日报都面临着下滑趋势,特别是日本,08年相比07年,杂志的总销售量下降了7%,09 年相比08年又下降了7%。但在中国不是这样,总趋势是上升的,确实是因为中国现在处于完全和美国、日本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到 5000美元的阶段,实际上是杂志蓬勃发展的爆发期。因为在3000到5000美元的发展期是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具有中产阶层核心价值观、有共同理念的群体,而杂志的消费主体就是中产阶层。中国这几年中产阶层的壮大大家有目共睹,所以杂志虽然受到新媒体的影响,传统领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本身它的领域是往外扩张的,同时这中间可能有一部分被新媒体有所蚕食,有所分割,但总量还是一直往外扩张的。
 
  蔡崇达: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关于中国杂志业到底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这是一个大家都在争论的问题,似乎我们还没有朝阳,就迎来世界上的夕阳状态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新媒体对于杂志首先是一个新手段,它会冲击杂志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第二就是在内容模式上,杂志的内容怎样才能越来越独特,区别于新媒体、区别于快速传播的方法。我注意到,现在《南都周刊》在圈内口碑已经特别好了,你们的读者群体以及挂钩的广告群体是否达到您期望的作用?是否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我看到网络媒体在不断蚕食平面媒体的广告,你对未来《南都周刊》的经营模式有怎样的预期呢?
 
  许庆亮:我本身是做采编的,对于经营方面的东西我也想过,但不是很系统。我们对于整个杂志未来的发展思路、经营理念可以泛泛而谈。前面说到的比较复杂,分析一下中国整个杂志的大生态,09年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新媒体诞生,比如你所在的《GQ》中文版就是,国际资本、国际大媒体进入到中国,这说明中国其实还是新兴市场,要不然大媒体进来干嘛?同时今年还诞生了一些新的财经类杂志,比如《国家财经》、《商业价值》,还有……
 
  蔡崇达:还有很多独立杂志也冒出来了。
 
  许庆亮:所以中国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还是有限,因为中产阶层的快速扩张导致了市场、社会有这个需求,所以至少在近几年之内新媒体(对于杂志)的冲击不会太大,而且网络媒体更多抢占的是日报的市场,这两年大家看数据可以看出来,全国都市报的整个广告被互联网冲击的比较严重。但本身中国的杂志处在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杂志所占的市场份额本身就非常小,所以还不存在抢占、被蚕食的宏观现象,其实这片疆域领土还没有完全开放,只是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关于“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大家不要一定把杂志定位为现在的形态,也许再过七八年、五年、十年之后,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用阅读器来看,有人用手机看,但可能还有一部分人会看纸质杂志。
 
  蔡崇达:或许就像以前的火车是烧媒的,现在的是高速火车,动力呈现方式不一样。
 
  许庆亮:有几样东西可以举例说明,文明的整个行进不是非此即彼的发展过程,不是谁完全取代谁的,文明的行进其实是科技叠加的过程。“叠加”是什么意思?原来有电影,但电视出来之后并没有完全取代电影,而是形成了更多的观看模式,虽然功能发生了转变,但没有完全取代,而是形成了多元、共存的局面。比如马车的诞生,后来有了蒸汽机、火车和汽车,马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作用基本消亡了,但它现在还起到旅游的作用,让人觉得坐马车很有格调。蜡烛也是这样,以前蜡烛是为了照明,但现在蜡烛意味着情人之间的约会,在家里点一根蜡烛很有情调。再比如毛笔,在钢笔和铅笔诞生之前它作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但现在大家一提起书法家,都会觉得很有品位,它的功能发生了一些转变,但我觉得现在的纸质书以及纸质媒体是阅读器不能完全取代的,比如大家家里有一个书柜,有很多经典图书,一是具有收藏价值,二是它是代表主人个人品位的重要象征,很难想象你走进一个有文化的人的家里,发现他家一本书都没有。
 
  蔡崇达:那估计是很难看的事情。
 
  许庆亮:对,所以它本身也是起到了一种装饰的功能。
 
  蔡崇达:也构成了你生活中某一个气场的展示品。
 
  许庆亮:对。比如大家会问,以后纸质的日报会不会消亡?纸质的杂志会不会消亡,从来没有人问,报摊会不会消亡?现在网购很流行,大家都在淘宝、在网络商城上购物,但我觉得商场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因为所有人都会从生活的便捷性上考虑产品的功能,事实上商店的存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它可以提供给很多有时间、有钱的人去休闲、娱乐,在里面消磨时间,它的功能是网购远远不能取代的。你把女人都赶到网店,不让她逛商场,我觉得这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杂志的功能也是这样,以阅读方式和便捷性来说,只是这一点,无法完全得出结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功能的转变,以后,比如90后出生的人可能会选择电子阅读器,一部分80后也会分流,但每一个社会里总有一部分群体会选择纸质阅读,因为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相比,即使从手感和阅读舒适感来说还是有差异的,这是我个人比较鲜明的观点
 
  蔡崇达: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平面媒体业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和变革也是这个世界冲击改变的(一部分),比如网店对实体店的冲击,都是一个缩影,只不过每个人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法,有人把焦虑外化了,或许这时应该更考验我们去寻找平面媒体的价值和未来呈现的形态,寻找读者的需求点。
 
  许庆亮: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一个是电子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比如我把做的内容以电子版的形式在网络上给读者发布,另外就是我做成跟杂志一模一样的版面,可以翻页的杂志形态,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另外在手持阅读器上我们都在做一些探索,现在我们也在开发插件,iPhone上的插件,Google上的插件,这些插件做完以后我们可以放到读者的阅读器里下载,媒体要实现信息社会的转变,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调整,顺应这个时代,培育新读者,因为你的读者不可能一成不变,你需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补充进来,这样你的读者结构才会合理。如果你的读者永远都是老读者,最后你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局面。
 
  三、未来我们的读者会是怎么样的
 
  蔡崇达:接下来的问题不只想问您,也是业内都在思考的问题,未来我们的读者会是怎么样的,现在杂志在不断调整各种形态,应该满足读者哪部分需求点才能让杂志慢慢找到合适的位置?
 
  许庆亮:这个问题其实……
 
  蔡崇达:你刚才也说过,90后,现在我认识的很多90后的人真的不愿意买杂志了,(都是在)网上阅读,或者是快捷阅读,不愿意看长篇文章,这是否都是此前中国媒体的失败?因为媒体的技术没办法抓住读者。
 
  许庆亮:我觉得这跟科技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更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怎么说呢?人的阅读,只要你受过一定教育,阅读可能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你要了解信息、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世界另一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你是需要阅读的,阅读需求只是通过(不同的)介质,以前大家通过广播、电视,现在通过报纸、杂志、互联网,包括手机,可以接收到的信息平台越来越多,但可能这也导致了信息海量的增长,按照很多人的说法是,形成了一个碎片式的阅读,中国从前现代社会,或者说从农业社会一下跃进到信息社会中,中间没有太多过渡,我们这30年的改革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很大的跨越的,中国的读者没有经过西方漫长的阅读过程,一下进入到了信息社会阅读中去。大家发现中国的新闻和美国的新闻有挺大的区别,中国特别长的报道其实是相当少的,但为什么中国的读者更喜欢短文章?喜欢时效性强、精悍短小的?就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现在面临着转型的过程,有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正在冒出来,有各种各样新鲜的现在衍生出来,这就导致了人们会浮躁,不像美国,整个20世纪的发展都是很平稳的,中国整个社会的上下起伏波动非常大,所以大家可能更关注浮于这个时代表象的一些东西,很少有人会沉下心来。蔡崇达:都是浅阅读。
 
  许庆亮:另外就是在1992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导向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东西,大家阅读并不像以前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学以致用、心怀天下的情怀,更多人是希望从阅读里获得什么,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直接的、实用性的东西,这样的阅读对很多杂志来说就需要提供实用性,给你带来让你直接受益的东西。
 
  蔡崇达:应该说中国的需求还在剧烈的变化当中,我们作为阅读功能的提供者之一,可能也在剧烈的调整当中,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许庆亮:对。
 
  蔡崇达:你会觉得这种浅阅读、快速阅读、浮躁阅读的时代会经历多久?
 
  许庆亮:反正我个人的看法是,至少这十几二十年还会经历,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太剧烈,很多地方没有跟上。按我个人的理解,一是从农业社会直接转型到信息社会,中间很多社会阶段是同时进行的,这个转型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型就是体制的转型,这个东西,到现在来说,路还非常漫长,从一个中央集权的制度转向现代法制的国家,中间有很多裂变、很多痛苦,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要承受的代价,其实还只是开了一个口,我觉得至少在未来二十年里都不可能完全完成,按照唐德刚的说法,他觉得中国整个大转型要大2050年左右可能才会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媒体人要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要现实面对今天读者对杂志的需求、对阅读的期待,说白了,杂志是办给读者看的,并不仅仅是实现媒体个人的理想,因为最终你还是要面对市场、面对我们的目标广告客户、目标读者,所以市场化导致了媒体功能从之前纯粹的新闻主义转向了新闻主义与商业主义并重的时代。你一定要了解你的目标读者想要什么,怎样满足他的阅读情感。当然,再往上一层走,你可以做一些引导,引导你的读者走向更高的阅读层次,在满足了第一层的阅读基础时让你的中高层读者再往上走,应该适当地超前,还要起到类似启蒙的作用,媒体在这方面还是应该担当一些,但是这种担当不要过度强化。
 
  蔡崇达:一强化就变成了过度阐释,过度强化。
 
  许庆亮:媒体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这种价值立场要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你的报道中去,而不是观点先行,先告诉你一个观点,再用事实阐述这个观点,而是应该倒过来,先告诉你这些事实,我的价值立场、判断其实是潜含在这份报道里的。
 
  蔡崇达:我一直觉得做杂志像点穴,点内心的穴位,对于内心的点穴,其实还可以用一个比喻,像一杯鸡尾酒,不同层次的需求会对人的某些感官构成刺激。我想问许老师,您做《南都周刊》时对内容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比如为什么拉这样的框架、为什么布这样的局,您是怎样点读者的“穴”的,您觉得怎样点会让他们欲罢不能,追读并培育新的读者?
 
  许庆亮:我们是一种逆向思维,我不会明确告诉你我想做的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做的是什么,比如随大流的,比如没有新鲜观点的,或是没有独到角度、没有自身价值立场的东西。再具体到一个选题策划,我们基本是遵循这样的原则,越宏观、越大的事情,选择的越小,很独立、很个体的偶发事件,我们会结合当下的社会生态,去寻找以他为典型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共性,非常宏观,很大的事件,比如建国60周年,我们肯定不会从大社会制度的角度来切入,建国60周年,我们做的是60 周年中国个人生活史,从每一个人可以感知到的部分(切入),穿衣戴帽,以前是骑自行车,现在是开车,以前用粮票,现在没有了,以前你集邮,以前还玩呼拉圈,每个人,包括几代人在这60年里所经历的一切,从生活方式到生活细节,到生活节奏的转变,把它归纳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民间60年历史。归纳这个东西,对于读者来说是很独到的角度,很新鲜,不仅看到了宏大,还看到了个体生存的细节,这对读者来说肯定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明显地和其他媒体形成了差异化特征。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细微的偶发事件,肯定不仅仅只着眼于事件本身所释放出来的价值,而是要结合中国整个转型期,几个大城市在都市文明中的进程,你的偶发事件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在这个时代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它是不是具备典型符号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研究。
 
  四、思维模式的固化其实是相当严重
 
  蔡崇达:跟你聊下来我突然有了一种感受,理解了《新周刊》所谓的“不按常理出牌”以及你们的独特性,我是一个杂志人,但同时我也是一个读者,我有一种感受,中国杂志太雷同了。看这本杂志和看那本杂志,选题差不多,操作方式差不多,我们在抱怨发行量下滑的情况下,读者可能也在抱怨,怎么每本杂志内容的兴奋点都差不多?回到业内本身的问题,你觉得现在中国媒体业的方法论是不是有很多僵化的地方需要突破?
 
  许庆亮:在这方面我也是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整个编辑部也在不断地探索,但我觉得你提到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都市报媒体可能还好一点,但在官方体制内的媒体,它的思维模式的固化其实是相当严重的,包括看电视其实更明显,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市级、省级电视台,一系列的模式基本是一样的。中央台播少儿节目时,地方台也播;中央台播新闻调查时地方台也播;中央台播综艺节目时地方台也播。我觉得中国做媒体的人很多时候并没有更多去寻找创意,寻找新的、能够    吸引读者的角度,而是把很多现成的东西直接拷贝过来。一方面是因为……比如地方台,是因为有行政力量在背后支撑,导致从业人员懒惰,不去想读者需求是什么,不会从新颖的、有创意的角度探索一个新的栏目。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要做的东西肯定是跟所有媒体都不一样的东西,也没有完全借鉴美国、中国成功的媒体(经验),当然,在做整体规划时我们会把他们成功的经验,独特的地方借鉴过来,但我们更多是从自身出发、从当下的社会现状出发,从我们描述的目标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这些,我们做了整个编辑的架构。
 
  蔡崇达:许老师,我倒想跟您交流一下,除了体制化的媒体有一些僵化因素之外,市场化媒体也很僵化,但我觉得这种僵化可能是一种……
 
  许庆亮:你是在这方面有所了解吗?可以说一说。蔡崇达:不说其他的,比如时尚杂志,那么多时尚女刊,你会发现从布局结构、报道信息、呈现手法上来说,几乎都雷同,而且了无新意,一点重复一点。第二,比如说新闻杂志,其实我自己也在许多新闻杂志做过,你会发现他们的操作方式也是在不断重复的,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此前主编们过度强化一些理念,这是其一,第二,是否也是因为过度依赖一些惯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不思进取?许庆亮:可能不完全是不思进取的状态,一份杂志如果已经有一些经验,确实会形成路径依赖,而且往往是做成功的人,他会认为他的经验是可靠的,你想,如果是一个失败的人,他可能会对自己的方法论和操作方式反思,但对一个从无到有,把杂志做大的一个人来说,他肯定相信自己的经验是有效的,而且会认为这个经验不会过时。
 
  蔡崇达:反过来想,是不是因为这个浮躁的社会让媒体也浮躁了?比如我以前是做特稿的,以前我希望一个月写一篇特稿,但我发现一个月写一篇特稿和两三天赶一篇深度稿子,读者的反应差不多,因为这样,所以导致了一种惰性。
 
  许庆亮: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举个例子,我们的记者做“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他去德国一个报社里进修了三个月,花了三个月时间做采访。不说国外,就说国内,在深度事件报道中,《南都周刊》肯定做的是最好的,而且比较深入。上次梁文道在颁奖时对我说,《南都周刊》做的“柏林墙”的报道,是中国媒体里做的最好的,最深入,最扎实。可能你接触到了部分信息,这个东西你花一个月和花三天做出来的是一样的,但不断有这些报道出来,长期效果就会显现出来,大家仔细阅读,就会觉得你做的比别人更有深度、更厚实、更耐读,因为好杂志就在于它不会过时,前一年做的好的、深度的报道,今年再拿出来,其实它对当下中国还是具有样本作用,但你用三天做出来的东西,放在杂志上,肯定只是快餐。不会成为经典可口的招牌菜。
 
  蔡崇达:所以我觉得应该跟同行们共勉,做一件东西付出格外的努力可能会显得很孤独,但坚持下来,就会得到意外的收获,积累的口碑越来越好,在要求社会不要那么浮躁之前,做媒体的本身就不要那么浮躁。
 
  许庆亮:对,你自身去跟读者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不要太浮躁,但如果这些新闻从业人员自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你怎样才能引导读者?在这方面,可能也是媒体人需要反思的一点。其实中国存在很多问题跟缺陷,媒体都存在,更多时候媒体人常常是选择忽略或回避,实际上有很多东西也是(媒体)自身需要面对的。举个例子,今年的一些大媒体有一些变动,媒体人自身号称要“追寻真相”,号召政府信息公开,号召要在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些透明的机制,但往往这些媒体在自身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把这件事情盖住,所以我觉得媒体人也更应该反思,你要成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力量,就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你反对的那些人,在你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也选择和他们相同的道路。做媒体一定要沉得住气,老觉得你的付出没有得到读者的回报,这种心态肯定会影响你的报道质量。
 
  蔡崇达:今天非常感谢许老师,最后我想到了一句话,书评家小宝看日本80后作家和中国80后作家后说了一句话,中国在工业基础上已经跟世界接轨了,但在文化理念、文化操作方法上,(差距)比两者的GDP之差还拉得更大。我觉得这是媒体人需要思考的长期责任。
 
  许庆亮:在媒体方面,我们俩都还算是很年轻的,在摸索过程中,我们要一直为此而努力,因为中国市场化的媒体起步很晚,现在都处在初级阶段,大家要互相努力、互相学习,摸索出更好的发展方向,为读者奉献更好、制作更精良的杂志。
 
  蔡崇达:希望跟所有同行共勉,今天谢谢许老师。
 
  许庆亮:谢谢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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