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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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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9 18:30:00|  分类: 恒大地产,金碗,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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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保安?掏粪工?你可曾想过这些职业与当今中国地产界一度最富有的男人之间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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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印河南老宅里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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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印儿时为奶奶画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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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的老房子如今已经无人居住,略显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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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长不到二米,宽约60厘米的小床,就是儿时许家印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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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许家印为家乡捐建了这所学校。
 
  半个孤儿、刺骨的贫困、失败的生意初体验、你是否比他拥有更悲惨的童年和青少年?
 
  当以上职业和境况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做出怎样的决断?感叹命运不公还是下决心改变?
 
  小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许家印看相,一番端详之后,做出结论:孩子,你将来是要端金碗的啊!这种命定论的流传,一方面是家乡人面对许家印的成功自然生发的荣荫之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反面写实——就如同诗人舒婷感叹的“我是贫困,我是悲哀”一样,少年许家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那个时代下如锥刺股的贫困。
 
  而不甘心与贫困为伍一生的农村少年许家印,心里已种下了一颗“逃离”农村的种子。当机会突然来临时,他抓住了。
 
  少年的今天
 
  曾经被预言要捧金碗的许家印,今天确实捧了个金碗——恒大地产。
 
  让我们就先从现在的恒大地产说起。
 
  最新的公开数据表明,作为中国土地储备最大和进入省会城市最多的房企,恒大目前拥有55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在全国25个主要城市开疆拓域。
 
  而要了解这个中国地产江湖里的巨鳄,不妨先看下其几个重要节点——
 
  总部位于广州的恒大,2004年向中国的二线城市派出员工100多人,开始进军全国;2006年4月,与高盛银行签订境外上市的合作协议,与国际资本联姻;2009年11月,恒大地产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以超过700亿元的总市值,成为内地在港上市的最大非国有企业。
 
  拥有大约7成股权的许家印,也由此一夜成为内地当时的新首富。
 
  4月12日,许家印在香港公布了恒大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公司总资产逾630亿元,增长120%,纯利同比增近一倍,销售额达303亿元,同比增幅逾4倍。2010年的第一季度,恒大卖了84亿元,拿了中国房地产界销售面积第一、销售额第二的名次,开始与垄断老大位置多年的万科平分秋色。
 
  人们会揣测,这家1997年才正式运营的房地产公司,十多年时间,从单盘草创快速蹿升为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是如何做到的?精品标准化、抢占二线城市、高性价比策略、品牌加营销……这些“许氏风格”的关键词,就是传说中令对手生畏的杀手锏。
 
  今天的许家印,另一个身份是武汉科技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顶着“儒商”的帽子,他总结的“恒大模式”和管理学教程,就是在商海里拼杀出来的生存发展哲学。因每三年都会推出大型计划和阶段性的战略活动,他甚至被圈内人称为“战略家”。
 
  直到现在,恒大实行的还是许家印坚持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即公司运营中的重大事项都由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有人把这种模式戏称为“中央集权”。这种对各分公司的垂直化管理,保证了恒大全国化扩张中不走弯路、规避风险、节省成本和最终的标准化运营,当然也保证了许家印的绝对权威。
 
  他甚至制定出了高达6000多条的规章制度和产业流程,小到员工的伙食、接送、住宿等,恒大也会建立一个个硬性标准去衡量,这在外人看来不免有些苛刻与极端。但这恰恰是他的特点,追求完美和规模,又不放弃细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恒大扩张的初期,员工们会看到许家印戴着一双白手套,在项目的角落里四处摸查,如果手套被染黑,那结果只有一个:责令整改。
 
  恒大的一位合作伙伴曾说,“在中国的公司中,没有一家的执行能力能超过恒大。”这话有些武断甚至会遭到其他公司反驳,但有个事实不得不说,恒大董事局的一个指令,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传到南在海口,北在长春的最基层。
 
  恒大的高管们早就习惯了在凌晨接到老板的电话,了解许的人对他的成功有一个字的评价:拼。这个“拼”字,带着地产江湖的气息,也点出了许家印的奋斗姿态。
 
  而我们的探秘历程,正起于他奋斗的初始地,河南太康。
 
  在这块中原的黄土地上,曾输出过草莽英雄吴广,也养育过清俊诗人谢灵运。在这里,那个自幼缺乏母爱的倔强男孩,与现在动辄捐款数亿的“中国十大慈善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那个曾在当地尝试贩卖石灰做小生意的少年,又有什么样的商业因子在当今首富的身上延传?
 
  半个孤儿
 
  2009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0日。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镇。
 
  汽车在人流中缓慢地行驶。当地集市上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你甚至能闻到大饼与油条的香气。路边小摊的身后,是两层的商业楼,批发部、水饺饭馆、理发店、摩托专卖店等小门店一个挨一个。
 
  高贤镇聚台岗村,许家印的老家。
 
  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景致。水泥路不是很宽,仅供两辆汽车擦肩而过。马路两侧是两排碗口粗的杨树,路旁不时出现的红砖堆和垛得老高的地瓜秧,显得格外扎眼。在视野甚广的地方,你还能看见大片绿油油的麦苗田。
 
  表叔赵新国说,许的家世可谓“根正苗红”。他的父亲是老革命,16岁就参军入党,参加过八年抗战,做过抗日部队骑兵连的连长,负伤后复员回家在村子里当仓库保管员,负责拿钥匙、记工等事务。“他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对这些工作很负责。”赵评价说,许的父亲正义、耿直、认真,对年幼的许家印有不小的影响。
 
  还不到1岁,一个对许家印影响巨大的事件遽然而至——母亲得了败血症,因家贫无钱就医,匆匆撒手而去,许家印从此成了“半个孤儿”。一个私下场合,许家印曾坦言,自己性格中的独立和倔强,可能与从下就缺少母爱有关。“你们这些从小有母亲看着长大的人,多幸福呵!”很多次,望着年轻的下属,许家印都这样感叹。
 
  照看许家印长大的是奶奶。奶奶会做酸醋,空闲时就会到集市上卖,贴补一些家用。价格很便宜,一瓶一两分钱。生意虽微薄,但一年下来也能攒下买一两斤猪肉的钱,这些肉放在冰天雪地的室外冷藏或者盐腌,只有在春节时才舍得炖,能吃上两个月。
 
  许家已是连续多代单传,奶奶非常疼爱幼年丧母的许家印。她之于许家印,就如同一位老母亲。奶奶脾气也很大,如果小家印不听话,她生气了也会“动粗”打人。四五岁的小家印很倔,挨打时会坐在地上哭一天,拉都拉不起来。
 
  “以前家门口有个石头,奶奶就坐在石头上等我放学回家。”多年之后,许家印仍能清晰回忆起这样的场景:上小学的第一天,当他把刚学会的那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念给奶奶听时,年迈的奶奶兴奋得忘乎所以。
 
  奶奶很高寿,活到96岁才安然逝去。那一年,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已步入了高速发展期。
 
  现在,几十年的许家老房因年久失修,已破败得厉害,北面墙壁有着一道巨大的裂缝。正房屋内的东南角,现在还有一张简陋的小床,那正是当年许家印的睡觉之地。床长不足两米,宽约60厘米,由七八条木条拼接而成。
 
  这就是许家印离开黄土地之前的梦想孕育之地。无数个夜晚,学生时代的许家印就坐在这张简陋小床上,在小煤油灯摇曳暗淡的灯光下攻读。
 
  现在许家的房子已无人居住。院子里两棵粗壮的榆树,已有40余年的树龄,仰头望去,冠盖如云。
 
  少年的爱好
 
  许家正房的北面墙壁上,至今仍挂着一幅老太太的素描画。在农村挂着这种画作,着实有点兀然。这幅画出自少年许家印之手,画中的老太太正是他的奶奶。村子里的幼年伙伴说,许家印不仅给奶奶画过像,还画过下山虎、老公鸡。据说,没看过美术教材的许家印无师自通,用的是很规整的“方格法”:在一张白纸打上格,然后再按照比例一格格地画出来。
 
  这个泥地里滚打长大的孩子,还有个爱好是倒腾“科技”。小学时,他用块铁片做开关,把破电线、铁丝连在一起,连到被丢弃的手电筒电池上,就能制作出一个照明的“小家电”。
 
  一边是绘画,一边是科学,少年许家印找到了其中相通的乐趣。
 
  那时的豫东地区极度贫穷,十年有九年涝,历史上很多人被迫离家讨饭,曾出现不少“乞丐村”。许家印就读的小学,其实就是几间破草房,课桌是用黄土夯就的泥巴台子,这种简陋的“桌子”非常长,一张能坐下七八个孩子。“黑板”则是由水泥制成再用黑炭染黑而成的。碰到落雨天,外面大雨,课堂里下小雨,到处都是烂泥。
 
  此种恶劣的求学环境,令许家印记忆犹深。多年后,广东省搞“十大民心工程”,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农村的危旧房的改造,许家印捐出了1000万,用以资助改造那些不遮风不挡雨的房子。
 
  现在,在聚台岗村的村委会门口还立着一块很显眼的“功德碑”。碑有三米多高,正面刻有“许家印”三个大字。下面有如此铭文:为国育才,造福后代,流芳百世。为聚台岗修路建校。聚台岗全体村民。2005年8月28日。
 
  据村民介绍,在1999年,已成为恒大地产老总的许家印,为村里捐了100万建造了一座拥有三层教学楼的小学,这座小学后来有了个新名字:“家印学校”。
 
  当着本刊记者,几位幼年好友提到许家印,不约而同地用了“清高”这个词。除了玩弄“小家电”和画画,他还喜欢钓鱼。他的玩伴很不理解:多没意思啊,傻坐在那里!但多年之后,当许家印功成名就,这位玩伴想起当年“你瞎捣鼓啥啊”的调侃之语,感叹不已。
 
  从性格上说,小时候的许家印属于调皮型。他喜欢当孩子头,没事儿就带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队,练习立正稍息,以此为乐。这也许算是他最早萌生的管理意识。
 
  许家印的小学成绩堪称优秀。他的小学同学高正富回忆说,当年同学们都有给新书包封皮的习惯,许家印的书皮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书皮坏了,他会再换一个新的。
 
  “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当时我们哪里知道,那里面真有黄金啊!”40年后,在老家务农的老同学高正富如此喟叹。
 
  第一单生意
 
  如果说许家印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商业天赋,这有点夸张了。其实,他少年时做的一些贩卖石灰、苹果类的生意,更多地是摆脱贫困的本能反应。
 
  大几岁的堂兄许家让,曾和许家印一起尝试做生意赚钱。那时,贩卖是当时农村比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资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打工”的方式不需要很多成本,但需要体力。拉一趟,也只能赚几块钱。
 
  看到很多人都去,高中刚毕业的许家印也动了心思。尽管老奶奶不同意,许家印还是去了。他用的是单人在前面拉的两轱辘拖车,下山的时候,这种拖车要使劲往后压才能控制速度,但他没经验,下坡的时候只会拼命往下跑……结果是人倒车翻,贩卖的石灰也撒了一地。许家印坐在路边,既无助又心酸。
 
  这是1974年,许家印人生中的第一单生意。
 
  与他交往颇多的老同学高正富透露,许家印上大学后,因为家庭依然困难,他还曾跟几个同学合伙,计划运一车家乡的苹果到武汉卖。当时都是用袋子装,而不是现在的纸箱。还是因为缺乏经验,苹果还没运到武汉,就已经腐坏了。结果可想而知,“做本钱的钱都是借的,全赔了!”
 
  多年之后,恒大掌门人许家印已无需再为钱苦恼,他开始琢磨着要给落后的家乡做点什么事情。现在的聚台岗,是个3000多人的大村子,家家户户以种地为生,年轻人出去打工。许家印先捐献了80万,修了村子里的几条柏油路;又建议村里办个养牛场,鸵鸟基地,但没人敢做。
 
  “那技术,咱怎么能行?”村子里的人也承认,他们的“想象力还是差了些”。
 
  司机、保安、掏粪工
 
  那年月,村子里如果有谁去过一趟太康县城,都是一件颇自豪的事情。许家印在18岁之前,只去过一次,还是由初中学校组织,他和同学们撒开脚丫子走了40多里地,来回花了2天。学生穷,学校也穷,没有地方住,一群孩子就在马路边躺下将就了一夜。
 
  也正是这次县城之旅让许家印见识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逃离农村也从此成了这个中学生最热切的人生理想。
 
  凭着一家人省吃俭用,许家印一直读完了高中。当时学校有半年时间学工学农,急于“逃离”农村的许家印,开始学习开拖拉机,他的朴素逻辑是,驾驶是一门技术,有了技术,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为了得到这个岗位,他甚至还请村长书记喝酒。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拖拉机“吸压爆排”的工作原理。
 
  他有个邻居的舅舅,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这人当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公安局里工作,那该是多大的官啊!”许家印大着胆子给他写了封信,信中大意是,想请您帮帮忙,在城里给自己找临时工。在那个年代,临时工一个月能挣10到15块钱,是个让人艳羡的美差。但此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
 
  “那时候还是太单纯了啊。一个农村孩子随便给人写封信,怎么就可能找到城里的工作?”许多年后,许家印如此感慨。
 
  无奈之下,他又呆在农村干了两年农活。这两年里,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下地锄田,开拖拉机,甚至在生产队里挖大粪。因为文化程度高,他被重用协助生产队队长的工作,人家都不愿意干“掏大粪”这个活,他就要做表率。掏了以后,用桶挑到粪池里,做肥料。
 
  他还做过农村里的保安,那时候叫“大队自保员”。几十个人,住在大队部的房子里,在地上铺上草,弄个通铺,就在那睡。平时负责维护村里的治安,谁家的猪羊把别人的田地搞坏了,就要抓回去。
 
  直到现在,许家印看到公司里的保安,就如同看到当年的自己。“农村孩子在城里打工,不容易。”恒大的很多保安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每年到“八一”建军节公司都会慰问,这已是惯例。一位公司高层对记者说,在地产圈里,恒大保安的待遇是最高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
 
  一直想逃离农村,在村子里当过驾驶员、自保员甚至掏粪工的许家印,直到1977年才等到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高考
 
  1977年,许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兴奋地报上了名。不过,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这次他没有考上。
 
  第二年,许家印花了5个月的时间准备,回到高中的学校复习补课。因为回校复习的学生太多,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许家印就通过个人关系在学校附近的拖拉机站找到了一间破房子,拿了一床满是补丁的被子住了进去。
 
  零下15℃的冬天,北风从早已破碎的窗子灌进去,冻得人瑟瑟发抖,他用纸糊了糊,硬是挺了过去。
 
  吃得更差。每周背一筐地瓜和地瓜面饼,一瓶子盐,里面切一点葱花,再滴上几滴小麻油——这就是那个冬天他吃的“菜”和“汤”。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上课前把自己的馒头和饼子放在食堂,这堆饭食会被放在一口大锅里统一加热。学生下课后,都能找出自己的那份吃。
 
  许家印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过了3天就变霉长毛了,即便这样他还是舍不得扔,洗掉霉点以后继续吃。由于营养不良,高中毕业一米七六的许家印,体重只有90斤。
 
  受“文革”影响,多数农村学生的文化基础都非常差,恢复高考时比的是谁更聪明,学起来快。当时的许家印,数理化成绩突出,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物理考试他总是第一名,其它也都是前三。”老师回忆说。
 
  1978年,许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在人口达1000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他也收到了父亲允诺的一份珍贵礼物——梅花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还在读小学的许家印突然对父亲说,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学,能不能送他一块当时很时兴的梅花表?为了激励儿子,父亲咬牙应允。
 
  这一年,许家印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录了“1978”这个龙门陡开的年份: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北京的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入华南理工,后来他掌舵了TCL;而日后同为地产大鳄的王石,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
 
  时代已在他们背后,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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